思绪金珠的空间

【内容提要】本文在分析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三个主要流派，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在经过了一个相对较长时间的发展演进之后，呈现出向社会性归化的趋势。其具体表现在理论研究的层次由单元层次和体系层次两个极端向中间演进而呈现折中融合的发展走向；另外，在理论的内容方面，文化观念等社会性成分的存在及其发挥作用逐渐被加强，着重表现在各理论发展中所呈现出的新特征的相似性。

【关键字】 现实主义 自由主义 建构主义 社会性因素 研究层次

The research on the trends of International Relatons

—By analyzing the research levels and content of the three mainstream theories , realism , liberalism and constructism .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mainstream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realism , liberalism and constructism and concludes after a long period of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s a tendency of socializing naturalization , which can be indicated from the changes of the research levels , unit leve and system level . This article implies that the research levels trends to be a union one , that is to say the unit level and the system level will accept each other . Besides , the content of the theory more and more strenthens the social factors , culture and concept and their functions ,which especially can be reflected from the resemblence of the new features of the three mainstream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Key Words】: realism liberalism constructism social factors research level

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历经百年，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其理论不断地被丰富，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作为两个渊源较深的流派影响颇大：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标志着结构现实主义诞生，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又推出了进攻性现实主义，此外还有防御性现实主义，可以说现实主义内部流派纷程，不乏矛盾与对立；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权力和相互依赖》标志着自由主义的又一次兴起，其后基欧汉发表的《霸权之后》标志着自由主义发展到了新自由制度主义阶段，而且与现实主义的论争不断。建构主义因时顺势而生，并在一些领域形成了对两大理论的批判挑战之势，以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为标志，将在一定程度上对国际关系理论形成推进之势。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趋势惹人注目。

一、研究层次的困境

1、现实主义的藩篱：

从丰富的史实中汲取营养来构建形而上的理论，充分展现了人类的抽象思维能力，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上，具体表现在其初创理论家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偏爱；强调自然状态说, 进而对霍布斯哲学的爱不释手。在现实主义理论家的思维中，国际无政府状态被视为一种常态，即意味着没有一个超越于国家权威之上的权威来保证各个主权国家之间的和平相处。霍布斯认为只要国内系统处于自然状态之下，战争意图的存在就将使人们处在绝对的不安全当中，于是人们为了生存，将管理自己的权利交予“利维坦”。[①]公共权威的诞生使人们在生存、安全和名誉上得到了契约的规束，所以利维坦的诞生标志着战争状态的结束。有学者认为“霍布斯国际关系哲学的立论基点，就在于主权国家同个人的相互类比及由此而带来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同个人之间自然状态之比拟”。[②]在国内向国际转换的时候，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了理论家的面前，如果使国际中的集团单位如何能够拥有国内自然状态和战争状态下的急切愿望心态，而使国际利维坦的诞生得以实现？事实上，这一无法达成的愿望促使了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常态出现。于是，现实主义理论家便在这一经过犀利观察和精心抽象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之上延伸发展了其现实主义理论；同时也为其成为体系理论奠定了哲学上的基础。在理论家的精心努力之下，形成了现实主义所假设的四原则：国际无政府状态；国家理性人；国家单一性和权力至上性。从中我们不难看出霍布斯哲学的影象，于是，我们说，在从国内向国际的转换中，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获得体系性和结构性，在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前提下来审视国家的行为、目的和利益。可以说，现实主义理论在诞生之初便蕴含着体系性因素，拥有日后发展成为体系层次理论的潜力。但是，鉴于对理性国家差异的强调，正如自然战争状态下的人们一样，体现为其天然禀赋性，这一时期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史实的分析还停留于单元层次上，注重观察国家作为一个理性单位是如何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扩展权力以求得绝对地生存。

此后，华尔兹创造性地提出了结构现实主义理论[③]而试图将结构性突出，使其理论真正能够成为一种体系层次上的理论，从而在理论的解释力度和预测力度上都能够有一个飞跃式的进步和发展。在其理论中，国际无政府状态更加地被摆放到了核心的地位，其作用从起先单纯的场域发展成为不仅包括此而且还拥有结构上的决定作用，具体表现为国家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中的地位决定其国家的行为。华尔兹在这里并非弱化了国家的理性，只是其理性更加地表现在对地位、利益和安全的认识和把握上，转而强调了体系的结构性，国家理性是体系层次的理性，结构层次的理性，而绝非国际无政府状态下任意的理性。有的学者将其理论中的国家称为“台球国”，其动能表现为国家的实力，其势能体现为国家的地位，其运动轨迹更多地体现为国家的战略意图。正如王逸舟所描述的，市场机制下，市场主体的行为和行动全赖于市场的供求变化，而不以市场主体的意志为转移，在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中可以明确地体会到国际无政府状态对国家的结构性作用。于是，体系性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加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不论其理论的解释力度或者预测力度都得到了加强。如果说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之前的理论还注重单元层次的研究，注重国家差异的研究，那么到了华尔兹这里，对国家的研究则完成变成一个“黑匣子”，国家完全被机械地框定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之中而忽视了国内因素对国家行为的影响。

其后，从结构现实主义流派中又逐渐演化出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两个分支。[④]以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执着地坚持霍布斯哲学下的国际无政府性，将这一结构的作用强调为对国家的一种压力，而迫使理性国家为求得安全走向了进攻性，而与其观点相反的防御性现实主义则看到了国际无政府性的多样性，突破了对霍布斯哲学“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藩篱，转而强调用防御而非进攻来维持安全的现状。从其二者的差异中可以窥探理论的精细化倾向，即强调对理论构成因素的多源性研究，在这里体现在对国际无政府性的不同理解上。但是二者都没有摆脱结构性的绝对决定性作用，反而是对华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一种继续和演化，但是已然在其理论内部出现了分化潜力和动力，一方面是理论不断发展演进和更新的需要，另一方面该理论在与其它范式和理论的争辩中，自身的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从反方面促使其发展演进。新古典现实主义尖锐地指出了结构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的结构性缺陷，批评其特别强调国际体系层次，而忽视了单元层次的影响因素，表现在结构性对国家行为作用的纯粹性，事实上国内政治因素和领导人的战略眼光等也在影响国家行为和行动。新古典现实主义[⑤]在觉察前理论弊端的基础之上对其作了修正，正如于铁军所得出的结论，“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既吸收了新现实主义的体系论，又秉承了古典现实主义重视单元层次分析的传统，并力图在不损害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和基本假设的前提下，将决策者观念和国内政治因素等一些新的变量引入到这一范式当中，从而使现实主义理论更接近于它要解释的现实世界。”[⑥]所以，单纯的层次研究或者体系研究都不是适应现实主义理论继续发展的研究层次，在未来，单元层次和体系层次不免会呈现折中融合的发展演进趋势。

所以，在粗略地分析一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哲学源泉和发展脉络后，我们可以看出，现实主义的研究层次从创建之初的单元层次，发展到其后的体系层次，现在又呈现一种折中融合的趋势。在这一发展历程当中，国际无政府状态一直作为结构体系性因素在存在和发挥着作用，其结构性的作用力度在理论的不同发展阶段有差异，在单元层次研究阶段，其作用体现为国家行为的场域，结构性体系因素被潜藏；在结构体系层次阶段，结构的决定性作用被着重强调；在单元层次和结构体系层次折中融合发展阶段，其结构决定性作用将被相对弱化，而国内因素将作为额外的自变量被介入。除此以外，对理论构成因素的认识呈现多源化走势，社会性因素也呈现介入和加强的趋势，表现在对文化、观念的重视方面。其具体表现为，对国家目的的认识上从强调权力的最大化转而强调追求安全，这一转变伴随着一些理论如“安全困境”、“均势理论”的诞生；追求国家目的的方式上由纯粹追求权力转而强调安全；对国际环境、行为主体及相互关系有了新的认识。

2、自由主义的困境：

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同属于不同范式的国际关系理论，二者始终存在着争辩，现实主义对现实有着犀利认识和独到把握；自由主义体现为其理想性，在与现实主义的争论中被指为为乌托邦主义，但自由主义亦因其独特性而不断地发展演进。概括来说，自由主义强调合作，依赖国际法和国际制度，倡导集体安全。在全球化日益加深加快的大背景下，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将这一理论发展到跨国主义，其标志是在1977年出版的书目《权力与相互依赖》。[⑦]对国家是单一的理性行为体，军事力量在对外政策中的效度进行了质疑，随后罗伯特·基欧汉继续修进了自由主义，1984年《霸权之后》[⑧]的出版标志着自由制度主义诞生。

自由主义理论者与现实主义者观点存在差异，但并不否认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存在，在是否存在一个拥有权威的超国家机构，及产生后能否发挥应有的作用方面二者产生了分歧，自由主义的理想性也体现在对这样一个超国家机构能够出现并且能够发挥应有作用的愿望上。与现实主义相比，自由主义者较为重视文化规范的影响，在这些社会性因素的作用下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会出现一些国际规范、国际法和国际制度，其本身代表着国家行为体对国际的共识，在这里并非抹杀无政府性的存在，而是认为在国际制度一旦建立，就能够在相当大程度上摆脱无政府状态所带来的普遍冲突和危机，转而以超国家的制度和机构来约束国家行为。我们不能够说自由制度主义是以国际无政府状态为理论的出发点，肯定也不能够说自由主义者否定国际无政府状态；但其理论的确依赖了国际无政府状态，该理论强调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制度对国家行为的规约性影响。国际制度的产生依赖于国家这一行为体，从一定程度上说，自由主义者承认理性是国家行为体的特点，并且认可国际制度是对各国家行为体共同观念的物化，从根本上影射了国家对国际共识的建构性。秦亚青老师早在2001年就犀利地指出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有趋合的走势，表现在新自由制度主义在国际无政府状态和国家理性行为体两方面打破了理论之间的不可通过约性，而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新范式的出现提供了契机。[⑨]

从研究层次的角度来审视两者，早在前文总结出：现实主义的研究层次经历了由单元层次向结构层次的发展历程，现在呈现出二者折中融合的趋势；而自由主义从一开始便强调了国家观念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这充分地体现了国际制度的根本性是国家间的共同观念的物化。但是其理论绝不仅仅是单元层次的理论，相反自由主义者致力于将自由主义推向体系理论，提出了制度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在这里制度已经作为一种结构性因素而存在，该制度具有一定的超时空性，自由主义者早已经批判了霸权国所创生的制度会随着霸权国的衰落而消失的观点，转而提出制度的相对稳定性，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一书中认为“在霸权衰落和国际制度崩溃之间存在一个‘时滞’，”[⑩]即认为即使霸权国衰落了或者被其它霸权国所取代，使制度在一定的时期还会存在和延续下去，所以从侧面论证制度性对国家行为的规约性影响。所以自由主义一直是强调单元层次对体系的影响，但着重论述体系层面的理论，可以说该理论是对单元层次和体系层次的不对等结合，但这仅表现在自由主义理论者主观之上；实际上单元层次和体系层次的影响是不以理论者的主观意想为转移的，在这里，我们不排除理论者为了将其理论提升至体系理论而使其成为一个宏观大理论，从而在理论的解释力度、描述力度和预测力度上有一个质的飞跃。其实单元层次的因素一直发挥影响作用。在自由主义理论者致力于体系层次的自由主义理论时，其自身出现了缺陷和矛盾，前方已经援引了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又援引了罗伯特·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从其前后两本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国际无政府状态和国际理性行为体方面向新现实主义靠拢，这足以说明其理论的自身困境。秦亚青在论述该变化时，认为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具有高度的简约性，“基本变量只有两个：国际体系与国家行为。基本变量的关系是：在无政府状态下，国际体系结构影响国家行为。”[11]，这意味着新现实主义理论在体系层次上的进步，理论本身的解释力度和预测能力方面都有了一个跨越式的进步。所以，自由主义以基欧汉的《霸权之后》出版为标志向现实主义趋合。

所以，我们以上论述了自由主义理论的内容和研究层次：其中单元层次的影响一直存在，且作为理论构建、发展以至提升为体系层次理论一直发挥构成性作用，表现在国家观念是国际制度的源因素；另外，自由主义也着重致力于向体系层次发展，其动力一方面来源于理论家对理论的偏爱和重视，另外一方面来自于与现实论争的需要，其发展方向是理论的简约化。但是正像新现实主义在体系层次所面临的困境之时国内因素被当作一个新的自变量介入，自由制度主义仍然也面临着这一困境。但是二者又有区别，因为自由制度主义正是由国内因素，即国家的观念物化形成，可以说国家的观念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性是存在着的；但是，自由制度主义者将国家变量称为自变量仅限于在国际制度形成的过程，一旦国际制度形成，其发挥作用便不依赖于国家观念而获得了自在性，强调制度选择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性，这也正是理论向体系层次提升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所以，自由主义发展到自由制度主义面临着单纯的结构体系层次研究的固有的困境。

二、文化观念的温床

建构主义方兴未艾：

建构主义[12]是1980年代兴起的国际关系理论，其吸收了包括社会学和其它国际关系理论如英国学派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和沟通交往理论乃至上文所提到的反思主义理论等在内的思想结晶，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对其影响尤其重要。着重表现在对笛卡尔哲学二元结论的哲学思维的突破上，不再强调主体与客体的绝对一一对应关系；换句话说，在语言哲学上被描述为能指（概念）和所指（存在）非必然性地一一对应关系。这不仅对人类思维的进化有莫大助益，而且也为文化观念的存在和发挥作用提供了空间。

建构主义学派众多，呈现共融发展的局面，存在争辩，亦呈现共同演进的趋势：建构主义强调文化、观念的存在和作用，正表现在其建构性上。但是表现在研究层次上，有些学者认同单元层次的研究，如江忆恩的理论主要考虑国内的政治和历史进程如何建立起一个国家的集体战略文化，而且这种战略文化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战略选择，可以看出其研究的偏好在于国内的文化和观念而并非体系层次的结构决定性影响。又如勒格罗的理论得出了：“组织文化”（他比较了体系层面的国际规范和单位层面上的组织文化）这一解释变量比体系层次的“规范”变量更加能够解释行为体的行为。主流建构主义者亚历山大·温特在1987年的论文《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施动者-结构问题》主要探讨了施动者和结构之间的互构性，即在本体上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亦即没有本体优先性的说法。但温特在1999年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致力于将其社会建构性提升为体系层面的理论，其透露出来的思维倾向是单向建构而并非互构，其本人也在学术交谈中说道：“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自上而下的向度是我的理论的主导向度，单位层次的因素因此而受到了压抑。”[13]。

如果从建构主义所阐释的思维内容来看，其作为单元层次的理论被发展演进的确有其独特性，因为该理论正是犀利地觉察到了文化观念等社会性因素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重大作用。在众多建构主义学派中我们也能够得出这样的认识。温特致力于将其提升为体系层次的理论，就此而论，他的思维从起初的施动者与结构的互构性而转向强调自上而下的建构性，表现在其所论述的“第一次接触”而形成的三种不同的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不同的文化建构不同的身份和地位进而将会导致不同的利益最后引导不同的国家行为。作者已经在前方提到过，理论家将一个理论从单元层次的理论提升为体系层次的理论，一个充分必要条件便是文化观念物化后获得了自在性，温特本人也承认其理论对国内层面的研究的忽视是一个必要的忽视（necessary neglect）。从江忆恩和勒格罗的建构理论中我们明晰了对单元层次的研究非常重要，单元层次因素的影响是客观地存在并且发挥作用的。但也并不能够作为批评致力于构建体系层次理论的温特建构主义的论据。因为致力于构建单元层次的理论与致力于构建体系层次的理论并非相悖，相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相互借鉴融合。而温特在1987年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施动者-结构问题》倡导施动者与结构的互构，虽然在其1999《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后注重体系的结构性决定作用，但其中仍然将文化观念的建构性作用着重突出出来，作为结构性的因素如身份和地位是文化和观念建构的，只是一旦确立了身份和地位，便作为结构性因素获得了自在性，而作为向体系层次理论演进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所以，我们不能够否认单纯地单元层次研究，也不能够单纯地对从单元层次研究向体系层次研究中必然性地忽视了一些因素的做法进行否认。由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理论内核，本身也并没有不可通约性的假设，所以，往往呈现出与其它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的融合趋势，正如“建构现实主义”“建构自由主义”被理论学者所提出，因此，我们可以预测，如果建构主义在从单元层次研究向体系层次提升的历程中没有一个独特的理论内核和不可通约性的假设，其理论在国际关系理论不仅不会获得一席之地反而会消失在范式的海洋之中。

所以，在明晰了建构主义在向体系层次理论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后，反过来视单元层次的建构主义则有更加大的适应空间和其独特性，正是基于对文化观念等社会性因素的存在和发挥作用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是，单元层次的建构主义仍然也面临着与其它国际关系理论融合的困境，正如新古典现实主义将国内因素如领导人的素质和国内政治因素作为新的变量介入。所以，作为文化观念的社会性因素无论在单元层次上还是在结构层次上都难免面临着被借鉴进而被同化的困境。有学者评论建构主义的产生和存在只是作为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一个桥梁，在这里，作者更加要指出，建构主义将文化观念等社会性因素逐渐从边缘地位引入到了重要层面，不论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都不能够忽视。

结论

综上所述，以研究层次的视角来审视现实主义的发展进程，其经历了由单元层次向体系层次，再向折中融合的发展演进走势；自由主义本身体现了单元和体系的结合性，但在向体系层次发展的过程中，固化了单元层次的因素，出现了类似于现实主义单纯体系层次研究的困境。另外，这限于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理论；对非主流理论，即反思主义理论的审视中，我们也窥探出主流理论所存在的缺陷，如规范理论、批判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等等，它们强调的是国际关系中观念和话语的作用，结构和行为体的相互作用。我们从中不难提出国家观念的作用被强化了，从研究层次视角审视，其强调了单元层次的影响性，注重单元层次因素对体系层次因素的作用：对现实主义来说，国内因素应该作为一种自变量介入体系层次的研究中；对自由主义来说，应该强调国家观念对国际制度形成的历时性影响，应该注重国家观念的长久建构性影响，而非一旦物化成制度就获得了自在性。所以，到现在我们可以可以得出结论：国际关系理论在研究层次上呈现社会性的归化趋势。在研究层次上单元层次和体系层次，仅强调任何一方面都有着固有的缺陷，相反，走二者折中融合的道路才是正途；另外，在对其研究层次的分析中，我们逐渐的突显了一个社会性因素的存在和发挥作用，正是因为其存在，才导致了单纯强调单元层次和体系层次的理论发展方向都有着无法克服的矛盾，要克服理论缺陷，并且将理论继续向前推进的动力就是社会性的继续存在和发挥作用，其方向也应该是社会性因素的不断被丰富和被重视。这在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主流理论中和反思主义的非主流理论中都有所体现，相反这正是各理论本身进一步发展演进的要求，所以，包含了社会性因素的更加完善的国际关系理论将呈现呼之欲出的趋势，在对这个趋势的认识上，作者认为是一种社会性的归化。

建构主义的产生回应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对单元层次因素的忽视的缺陷，将文化观念社会性因素作为自变量介入；对自由主义所忽视的制度形成过程进行了文化观念建构，突出体现在建构主义对单元层次的研究上，但在由单元层次向体系层次提升的过程中出现了类似于自由主义的困境，即不再强调文化观念的建构过程，而将文化观念的建构产物如身份和地位作为一种自在物而发挥体系结构性的决定作用，抛弃了互构转而强调自上而下的单向度作用，这就忽视了单元层面的客观影响。建构主义理论所提出的文化观念等社会性因素本身很难作为一种有区别性的理论硬核而存在，进而也并不能够自由地延伸出具有不可通约性的假设，本身就面临着被借鉴和融化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困境。但是，建构主义将文化观念等社会性因素作为一个自变量介入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是明显的，对我们理解现实主义的普遍冲突，自由主义的制度作用，有着莫大助益，表现在能够以一种建构着的过程来审视之，是历时性的而非超时空的，这种思维对于促进国家之间重视沟通交流，进而缓解国际冲突，营造国际和平发展环境作用非凡。

所以，在总结现实主义的粗略发展历程而透视其面临的理论发展困境和演进趋势，也总结了自由主义在由单元层次向体系层次提升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而得出结论：主体国际关系理论向着社会性归化的趋势。对因时顺势而生的建构主义的剖析就显得很有必要，在总结之下，建构主义在单元层次的研究非凡，但在向体系层次理论提升时也面临着类似于自由主义的困境，但其本身对文化观念等社会性因素的存在和发挥作用的重视给予我们重大的启示。所以，赖于文化观念等社会性因素逐渐被重视和当作自变量的介入，作者不否认现实建构主义和自由建构主义的理论发展趋势，也并不否认建构主义体系理论能够建立的可能性，一旦建立必然因其结构性而必要地忽视单元层次因素的影响而重新陷入困境，因此，走单元层次和体系层次折中融合的道路才是正途，正因为如此，国际关系理论将向着社会性归化趋势继续发展演进。

[①] “利维坦”被描述为一个大怪兽，代表着一种公共权威。参见：霍布斯：《利维坦》，商务印书馆1985年。

[②] Hedley Bull , The Anarchical Society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95 , p . 44.

[③] “结构现实主义”由肯尼迪·沃尔兹（Kenneth Waltz）提出，参见Kenneth Waltz,Theot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McGraw-Hill,1979 。

[④] “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这两个术语最先是由杰克·施奈德行于1991年提出的，其后在现实主义派的文献中得到广泛运用。参见Jack Snyder , Myths of Empire :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 Ithaca ,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91 ) , pp.11~12. 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有John Mearsheimer , Chhristopher Layne 和 Eric J . Labs 等人，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有 Stephen Van Evera , Stephen Walt , Jack Snyder , Charles Glaser 和 Barry Posen 等人。

[⑤] “新古典现实主义”这一术语最先是由古迪恩·罗斯（Gdeon Rose）提出的，参见 Gdeon Rose , "Neoclassical Realism , pp . 144~172 . 该学派有影响的学者有 Randall L . Schweller , William Curti Wohlforth , Fareed Zakaria 和 Thomas J . Christensen 等人。

[⑥] 于铁军 ： 《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 世界经济与政治 ， 2000 年第 5 期 ，第 33 页。

[⑦] 罗伯特·基欧汉 , 约瑟夫·奈 . 权力与相互依赖 [M ]. 3 版 .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⑧] 罗伯特·基欧汉 . 霸权之后 [M] .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01 .

[⑨] 参见秦亚青 :《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从论争到趋同-第三次国际关系常理辩论的终结》. 国际论坛 , 2001 年 . 第 3 期 第 6~12 页 。

[⑩] Robert Keohane , After hegemony , New Jersey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84 p . 101 .

[11] 秦亚青 :《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从论争到趋同-第三次国际关系常理辩论的终结》.《国际论坛》2001年第三期6~12页 。

[12] 亚历山大·温特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版 , 秦亚青译 。

[13] 参见秦亚青和亚历山大·温特关于“建构主义的发展空间”的对话 .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5 年 第 1 期 第 8~12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