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身边活雷锋的先进事迹和故事的作文
岁岁添仇 湖南省望城县，雷锋的出生地。从长沙城跨过湘江，顺着长宁公路西行15公里，在那连绵的丘陵之间，有个小山村名叫简家塘，这就是雷锋的家乡。1940年12月18日(农历十一月二十日)，雷锋出生在这里的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当时起名叫雷振兴。因为那年是农历“庚辰”年，家人就叫他“庚伢子”。
3岁的孩子，若在现在，正是在幼儿园里撒欢的年龄，可雷锋3岁的时候，爷爷却被地主逼死了；5岁的时候，父亲遭日寇毒打，病死在床上；6岁时，哥哥在资本家工厂被轧断胳膊，被资本家撵回家，后来得了“肺痨”，又无钱医治而死去；不久，他的弟弟小金满病死在妈妈怀中；7岁时，他母亲不堪忍受地主欺辱，悬梁自尽，他成了一个孤儿；他小小的年纪为了糊口上山砍柴，被地主婆在手上连砍三刀。
从血和泪中走过来的雷锋，9岁时就成了反霸清匪斗争中的儿童团员。年仅15岁，就成了新生政权的一名公务员。今天有些人弄张证明，就可以把自己的兵龄、工龄任意延长。那么，雷锋如果今天活在世上的话，名副其实地是一名老革命了。 让我们沿着雷锋曾经走过的道路，去追寻他的足迹吧。
解放后，在安庆乡乡长彭德茂大叔的帮助下，雷锋进入小学读书。不久这个学校停办了。一天，雷锋到十多里外的一个山村放牛时，发现了一所学校。雷锋喜出望外，找到老师要求读书。开始老师不同意，在雷锋的恳切请求下，通过考试插班上了学。由于刚刚解放，人民生活极其困难，雷锋有时就在月光下看书写字。后来因为交不起学费，彭大叔便把他推荐到乡里当了通信员。无疑是雷锋当年品学兼优的缘故，多少年后，当有人采访雷锋生前的老师和同学时，他们仍然能清楚背诵当年编的快板书：
“小小雷振兴(雷锋幼年的名字)，学习他最勤，上学他最远，功课他最尖，1956年秋天，彭乡长到望城县委开会。县委书记张兴玉想找个公务员，问他有没有好后生，彭乡长介绍了雷锋的身世和他在乡里的表现后，张书记决定把他调到县里来。彭乡长真有些舍不得放雷锋走，但是，雷锋到上级机关去，可以更快地进步，彭乡长又为他高兴。彭乡长给雷锋买来了蚊帐、热水瓶和一套新衣服，亲自把他送到了县委办公室。
螺丝钉精神的由来 在望城的山间小道上，一颗小小的螺丝钉同时映入了张书记和雷锋的眼帘。小雷锋蹦蹦跳跳，一脚踢飞了螺丝钉。张书记却上前几步，弯腰捡起来，把螺丝钉上的灰擦干净，郑重地交给雷锋：“留着，会有用处的。”就这样一弯腰，一句话，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言行竟然影响了一个年轻人的一生。在后来雷锋写的日记中，螺丝钉被雷锋反复思索，终于形成了独特的“螺丝钉精神”。
1960年 1月12日，雷锋写道：“虽然是细小的螺丝钉，是个细微的小齿轮，然而如果缺了它，那整个的机器就无法运转了，慢说是缺了它，即使是一枚小螺丝钉没拧紧，一个小齿轮略有破损，也要使机器的运转发生故障的，尽管如此，但是再好的螺丝钉，再精密的齿轮，它若离开了机器这个整体，也不免要当作废料，扔到废铁料仓库里去的。”1962年4月7日，雷锋再次写道：“一个人的作用对于革命事业来说，就如一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机器由于有许许多多螺丝钉的连结和固定，才成了一个坚实的整体，才能运转自如，发挥它巨大的工作能力，螺丝钉虽小，其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我愿永远做一个螺丝钉。螺丝钉要经常保养和清洗才不会生锈。人的思想也是这样，要经常检查才不会出毛病。”
军营里的亮相 1959年12月，19岁的雷锋走进了军营。接兵的干部从这位身体条件并不太合格，然而却有着一张不寻常的履历表上看到，他在农业战线上是优秀的拖拉机手，在工业战线上3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18次被评为标兵，5次被评为红旗手，3 次被评为节约能手，曾在报纸上被表扬过……接兵干部想，如果不是他坚决要求入伍，鞍钢怎么舍得把他送走。
新兵雷锋到部队的第一天，就代表千余名新战士，在热烈的掌声中，毫不怯场地登上全团欢迎新战友大会的讲台。全场两千双眼睛的视线集中在他身上。他昂首挺胸站在话筒前，个子虽然不高，却显得朝气勃勃，格外神气。他抖了抖落在身上的雪花，从裤袋里掏出讲稿，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大声念道：“敬爱的首长和全体老同志，让我代表新战士……”他刚讲上两句，大风就把讲稿吹叠起来了，他极力想展开讲稿，可是风仿佛故意找他别扭，刚展平，没等张嘴又给吹乱了。当时在场的团俱乐部主任陈广生想上前帮他一把，没想到雷锋干脆把讲稿一团揣进裤袋，冲着话筒来了个即席发言：“我们这些新战士，在60年代即将开始的日子里穿上军装，扛起枪杆，真有说不出的高兴。我们当中有工人，有社员，也有学生，来自四面八方，可我们只有一个心眼，学好本领，保卫祖国，当个像样的兵。刚才团首长讲话，希望我们争当五好战士，依我说，有在座的领导，有老同志的帮助，别说五好，有个十好八好也保证当上。”
全场轰的一下被逗笑了。雷锋显得有点慌乱，抓着话筒又说了句：“笑什么呀 ?我讲的都是实话。”他转身向首长敬个礼，全场又响起了一阵掌声。
这就是《雷锋的故事》的作者陈广生第一眼见到的雷锋。现在，陈广生已年逾花甲，但是，一个活龙活现的雷锋仍时时映现在他的脑海里。时间越久，他越怀念和普通人一样有着七情六欲，和普通人一样在阳光下呈现出多种色彩的雷锋。
陈广生并不责怪写信向他发问“真有雷锋这个人吗?”的青年朋友。他满怀深情，讲述他看到的一个个雷锋。
问《祝福》 自打那次新兵大会后，雷锋和俱乐部主任陈广生逐渐熟悉起来，他发现陈广生那儿有那么多书，从此，便成了俱乐部的常客。有一次，雷锋在陈广生的床头看到了《鲁迅小说集》，便借了回去。过了一段时间，雷锋还书时，陈广生问他，你读了哪几篇? 雷锋说《呐喊》和《彷徨》里的许多篇都读过了。陈广生实在佩服他的阅读能力，尤其令陈广生永不泯灭的记忆是，当他们谈起《祝福》中的祥林嫂时，雷锋突然有些伤感的情绪。他说：“我这次看《祝福》又掉泪了。祥林嫂悲惨的一生很像我的母亲。”雷锋说到这里，泪水流了出来。他抹了抹眼角，说：“我母亲受苦受了一辈子，死在旧社会，死得很惨。那年我只有六七岁。”说着，雷锋忽然把话题岔开了。他说：“我文化水平低，有点看不明白，作者不会为祥林嫂祝福吧，也不是为鲁四老爷祝福吧，那怎么叫祝福呢? ”尽管雷锋还不是很懂大文学家的用意，但他却那么喜欢鲁迅的作品。《祝福》显然在雷锋的心灵荡起了阵阵涟漪，陈广生觉得可不能小瞧了这个爱动脑筋的年轻士兵。
雷锋挨训 在所有记载雷锋的书籍里，大概很难看到正面描写雷锋挨训的文字。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伴随着雷锋的并不都是赞扬和荣誉。
雷锋每次到陈广生那里借书，都是高高兴兴的。有一天却阴着脸走进屋来。原来，雷锋在路上碰见了副团长，副团长却并不知道这是雷锋。雷锋乐哈哈地跟副团长打招呼，副团长却一眼瞅见了他露在帽沿外的“刘海儿”，狠狠地训了他一顿。陈广生当时在心里埋怨这位副团长对新战士态度有些过于严厉，但在口头上仍然安慰雷锋说，副团长抓部队就是严格，让雷锋不要放在心上。不一会儿，雷锋就消气了，又像过去那样有说有笑，临走还对陈广生说，回去就把头发理了。以后，陈广生果然见雷锋的头发短了。但有一次，陈广生笑着说：“我是被你的口琴声吸引来的，不是来检查军容的。”雷锋放下帽子也笑了。这时陈广生才注意到，他的头发虽然很整齐，但是额前的短发仍然是刘海式，只不过比过去短了点。陈广生抚弄了一下雷锋额前的短发，开玩笑说，“还敢留着，不怕团首长再看见了? ”他嘿嘿一笑：“再上街，我把帽子戴低点。”陈广生心里偷偷笑了，好一个倔强的机灵鬼。
陈广生追述这个故事，无非是想说：雷锋是有个性的人，而不是通体透明的神。我们在宣传先进典型时，不应该像给演员化妆那样，把本来属于他的有个性的东西，包括缺点，遮盖得严严实实。那样，典型就只能在舞台上出现了。
一张“解放”照 在军营里仅仅度过了一年零八个月的雷锋，在他身上处处洋溢着当家做主人的自豪感。曾经为雷锋拍摄过不少照片的季增，当时在团宣传股担任摄影报道员，现在已是中国摄影家协会河北省承德市分会主席了。他追忆了这样一个故事：
记得1961年春天的一个中午，我挎着相机下连队采访，正赶上雷锋趴在地上保养车辆。这时我便走了过去，对他说：“雷锋，就在这儿给你照个相怎么样? ”雷锋听了连连摇头：“不，你去给别人照吧，我的照片已经够多了。再说，照多了也是浪费。”我说：“你的照片是不少，可是在汽车上照的有吗?别忘了，你是驾驶员!”听了我的话，雷锋动心了，小脸蛋一乐：“照就照!”说着就从车底下钻了出来。
他在车前做好了照相的姿势，我也调好了焦距，就在我快要按下快门的时候，他突然对我说：“不在这儿照了，到那边去吧。”原来，雷锋想在“解放”牌汽车上照一张相，而他驾驶的车是苏式老牌汽车“嘎斯51”。这样，我就随他来到一辆“解放”牌汽车前。他指着车上的“解放”牌字样，对我说：“能把这两个字照下来吗 ?”我不解地问：“照这干什么? ”他思索了一下，语气深沉地说：“没有解放，哪有我雷锋?”听他这么一说，我才明白了什么意思。就这样，我给他摄下了这张大家比较熟悉的照片。”20多年过去了，季增仍然保存着这张珍贵的原始照片。当驻军某部新闻干事孙云贵去访问他时，季增从他保存的相册里取出那张原始照片给他看。
接过相册，孙云贵好奇地翻阅着。这不是一本普通的相册，而是一本制作精美的雷锋照片专辑。雷锋当年的生活情景都集中在这本厚厚的册子里：有他艰苦朴素、缝补衣服的镜头，有他在车站扶老携幼、助人为乐的场景，还有他担任校外辅导员时为孩子们讲故事的场面……在那些褪了色的照片下面，都附有一张保存完好的底片，可见主人是多么的细心。季增说，这些照片大部分都是他拍摄以后第一次洗出来的。
“我把党来比母亲,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的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在雷锋的日记中，曾工工整整地抄录下了这首歌词，以至于后来不少人把它当成了雷锋的诗文。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把党来比母亲”，的确唱出了雷锋的真挚感情。现在却有一些年青人，没有体验过雷锋的经历，因而很难理解雷锋的这一情感，而仅仅把它当成一种艺术上的夸张。让我们来看一看雷锋的指导员高士祥，对雷锋入党的一段回忆吧。
高士祥现年64岁，他就是在大家熟悉的一张照片上，与雷锋谈心的那位上尉军官。他当时是雷锋所在连的指导员，也是雷锋的入党介绍人。
1964年 4月，高士祥调入运输连任指导员，刚好这时雷锋也结束了新兵训练生活分到该连学开车。
高士祥回忆说：在朝夕相处的两年多时间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雷锋对党的感情，党叫干啥就干哈，一个心眼跟党走，他经常找我和连长谈心，汇报思想情况，多次提出申请加入党组织。我看他心情这样迫切，就注意培养他。我把自己保存的一本党章送给雷锋，并给他讲党的知识。从此，雷锋便更加自觉地按党员的标准严格地要求自己了，主动找工作干，一有空就帮助别人做好事，连里有两个来自同乡的战士发生了矛盾，雷锋就像干部一样，用毛主席著作中的道理，给他们做思想工作，使这两个战友很快就和好如初。我这个当指导员的看了，别提有多高兴啦。在一次支委会上，入伍不到7个月的雷锋就被支委提名列为发展对象。但是，在后来讨论雷锋入党时，个别支部成员听到有关对雷锋的一些反映，说他是做面子活图表扬，也有人认为雷锋的兵龄短，对他做好事能否坚持经常还要考验考验。这样就把雷锋入党的事搁了下来。 ,
1960年11月 7日，在沈阳军区工程兵部评“四好连队”和“五好”战士政工会上，副政委刘家乐找到我说，解放军报社的记者听了雷锋的报告后很受感动，决定写一篇《苦孩子，好战士》的报道，但一了解，雷锋还不是党员，就问了一句，这样的战士为什么没有入党?请你们 支部先研究一下，拿出个意见报团党委。会后，我向教导员汇报了上次支委会的决定，下午返回抚顺。当晚，找到支部副书记、连长李超群，又分别征求其他支部成员意见，全部通过。我在入党介绍人一栏里郑重地写下了：“雷 锋同志牢记我军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爱憎分明，有坚定的政治立场。我自愿介绍雷锋入党。”
第二天中午，我回到了会议招待所，把支部大会通过雷锋入党的决议向团政委韩万金作了汇报，在会议休息期间，营党委委员专门为讨论雷锋入党的事召开了党委会，通过了运输连党支部批准雷锋入党申请的决议。这天是11月 8日，是雷锋终生难忘的一天。晚饭后，工程兵部的同志通知正在沈阳市某中学作“二忆三查”忆苦报告的雷锋来找我。雷锋一上招待所的楼梯口就让一群服务员给围上了，请他作小报告。当时入伍不到一年的雷锋就小有名气，他走到哪就把好事做到哪，颇受人们的爱戴。雷锋一走进宿舍我就从床边拿出他的入党志愿书，这时雷锋的视线紧紧盯着。丝毫也不挪开。“雷锋，从现在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啦! ”我严肃地说。他好像久别母亲的孩子扑到妈妈怀里一样，“哇”的一声哭了，这时在场的几个教导员全都愣住了，被雷锋对党赤诚的感情所感动，只见雷锋用手翻动着他的入党志愿书，哽咽中断断续续地说：“妈妈，我找到您啦，今后我听您的话! ”这时在雷锋身边的崔教导员走过来拉着雷锋的手说：“你已经是一名党员啦，以后要更加谦虚谨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雷锋听了直点头，晚上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伟大的党啊!您是我慈祥的母亲，我所有的一切都属于您，我要永远听您的话，做您的忠实儿子。” 翻开雷锋的日记，可以看到他多处表露了这样的心愿：要争取实现自己最美好的愿望，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为雷锋拍摄过 200多张照片、原沈阳军区政治部干事，现在鞍山劳动教养院工作的张峻同志回忆道：我和雷锋在一起的时候，他曾多次对我表示：“要努力学习，做好工作，争取到北京见毛主席! ”我为什么对雷锋渴望见到毛主席这件事，至今难忘呢?因为沈阳军区工程兵党委已作出决定，指派雷锋同志为出席1962年国庆观礼代表。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好消息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他，他就在当年的8月15日因公殉职了，没有能够实现他见到毛主席的夙愿。而我于1963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在首都中南海怀仁堂替雷锋同志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我热泪盈眶，激动万分，抢拍下十多幅毛主席接见沈阳军区抗敌话剧团《雷锋》剧组演员的珍贵照片。据说，酷爱戏曲的毛主席，从不看话剧，还讲过，给我200块大洋也不看话剧。可是，毛主席却被话剧雷锋所吸引，为剧中的雷锋而激动。张峻每谈起这件事，都难过地有些哽咽。
雷锋，这位从旧社会的苦海中幸存下来的孤儿，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懂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一真理的。当他由感谢党报答党的朴素阶级感情，上升到为党的事业而奋斗的理想，并成为执政党的一员时，他怎能不感慨万端。不了解雷锋这代人成长的历史和思想轨迹，就难以理解雷锋的所做所为，真的会对雷锋产生问号，而这种疑问是多么幼稚和浮浅。 一篇自然来稿
雷锋怎么走向典型，领袖怎么发现雷锋，谁是最早宣传雷锋的人?
我们终于搞明白了。在沈阳的一所宾馆里，我们相约见到了头染白发的佟希文、李健羽，这两位当年的新华社驻辽宁分社军事记者，现已离休了。当我们还系着红领巾的时候，就记住了雷锋的名字，但我们都并没注意最早宣扬雷锋的人是谁。现在，其中两位采写过雷锋事迹的作者就坐在我们面前。
他们却谦虚地说：“雷锋不是我们宣传出来的，他早在宣传之前就很有名气了。”
“1960年10月，《前进报》社总编辑嵇炳前把我们俩人叫去，说是报社收到一篇自然来稿，反映一个叫雷锋的新战士艰苦朴素的事儿。说着，嵇炳前就把稿子递给我们。我们一看，这个新兵入伍还不到10个月，捡牙膏皮，补袜子，给人民公社捐款，好事做了很多。当时我们认为，国家正是困难的时候，党强调奋发图强，雷锋做到这点不简单，也非常可爱。嵇炳前就要求我们到部队了解了解，见见这个战士。我们就到了军区工程兵政治部，见到了王副主任，请他给我们找一找雷锋是哪个部队的。王副主任说，雷锋这几天就在沈阳，要到辽宁师范大学作忆苦报告。他是一个忆苦思甜的典型。
“我们两个一商量，决定现场去感受一下。雷锋到大学作报告那一天，我们俩人和学生坐在一起听。听到雷锋讲自己的苦难身世，心里难过得受不了。雷锋不仅讲过去的苦，也讲党对他的培养，讲他现在的工作。上面讲着，下面哭着，有些学生哭得呜呜的。这时口号突然响起来了，‘雷锋的苦就是我们的苦，雷锋的仇就是我们的仇’。这个领着喊完，那个同学又站起来领着减：‘向雷锋学习’，‘向雷锋学习’。那个场面太激动人了。这场报告对我们俩人来讲，解决了个情绪感染问题，都觉得这个战士实在可爱，他不仅仅是个节约的典型。会后，我们又和雷锋直接交谈。他谈吐很实在，他带了 3本日记和笔记。我们发现这个小伙子很注重学习，嵇炳前那天也听了报告，激动地说，要报个大典型。
“工程兵宣传部的赵志华，摄影员张峻，他们多次接触过雷锋。我们又听了他们介绍的情况，接着又上了雷锋的连队，当时连队的指导员是高士祥。他对这个战士的评价是肯定的。他介绍这个战士的特点，一个是艰苦奋斗，一个是助人为乐，说他对人民很有感情，对老同志、对工人、对农民用行动表达了一种自发的感情。部队发了4块月饼，他送到职工医院。望花区成立人民公社，他就把200元钱送去。”
张峻在回忆中，更为生动地叙述了捐款的事：“1960年10月下旬，我和团里的宣传助理员拿着雷锋所在团收到的地方表扬雷锋的两封来信，再次来到雷锋所在的运输连进行核实。一封信是抚顺市望花区和平人民公社感谢雷锋送去 100元钱支援人民公社成立的；一封是辽阳市委的来信，热情赞扬雷锋给灾区人民寄去 100元钱的深情厚意。经过调查了解，事实弄清楚了：一次是连队驻地人民群众敲锣打鼓，热烈庆祝人民公社成立。雷锋看到这种热闹情景，立刻跑到储蓄所，把自己在工厂和部队积攒的200元钱，全部取了出来，一阵风似地跑到和平人民公社党委办公室，把钱往桌子上一放说：‘我早就盼望这一天了，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请收下吧!’党委办公室的同志很受感动说：‘我们收下你热爱公社的一片心意，但是，这钱我们不能收，你留着寄回家吧 !’雷锋恳切地说：‘人民公社就是我的家呀 !假如我的父母还活着，一定不会拒绝他儿子给的钱。’雷锋一再要求，公社仍不肯收，直到雷锋说得流下了眼泪，公社的同志才答应收下一半，这 100元虽然数目不多，但它却给了和平人民公社全体社员一笔精神财富。
“事隔不久，辽阳地区遭到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当雷锋在报纸上看到党中央毛主席派飞机给灾区人民运送衣物和粮食的时候，心里想我这个战士能为灾区人民做点什么呢?他连忙赶写一封慰问信，顶着大雨，跑到邮局，把公社退回的100元钱，寄给了辽阳市委…… “雷锋支援人民公社和灾区人民，舍得献出自己的一切，可他自己却从来舍不得乱花一分钱。参加解放军后，他每月领到津贴费，除留一角钱交团费，两角钱买肥皂，再用些钱买书，余下的全部存入储蓄所。他穿的袜子不知补了多少次，最后已经补得完全改样了，还舍不得扔。连队发放夏装，每人两套单军装，两件衬衣，两双鞋。雷锋只领一套单军装、一件衬衣、一双鞋。雷锋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是深受同志们称赞的，但也有个别同志不理解雷锋，说他攒钱不花，真傻!
“雷锋在日记中写道：有人说我是傻子，是不对的。我要做一个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国家的人，如果说这是‘傻子’，那我是甘心情愿做这样的‘傻子’的。革命需要这样的‘傻子’，建设也需这样的‘傻子’。
“有的同志看过《雷锋》电影，不知还记不记得有个叫王大力的战士扔雷锋的破袜子的镜头，还有雷锋以王大力的名字给他母亲寄去20元钱治病用的画面，这都是确有其事的。王大力总认为雷锋‘小抠’，当他知道是雷锋以他的名字给母亲寄去20元钱之后，才改变了对雷锋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