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人说：“严父慈母”，而我的父亲对待他的子女并不严厉，他是以身作则地去引导我们。父亲性格内向，从不损伤子女的自尊心，其实他内心什么事都清楚，他看见了什么不顺心或不合人情的事发生在我们身上，他也不会把事情挑得很明白来讲，而是从远至近，从他人讲到当事人，这样孩子们都能领会他的用意而慢慢改正错误，父亲每日默默无闻地工作。他一个人要养活全家八口，在那种动荡的时代里实属不易。

抗日战争时期，他是在江西保安司令部第八团团本部任少校军需主任，在抗日的艰难日子里，机关、部队都是发半薪，家中生活拮据，无奈，他只有拿出曾在老家湖南工作时积蓄下的钱借给工商业者，从中牟取一点利钱，用此养家糊口，这一办法到真的起了一定的作用，以后的日子，就一直以此办法借钱给手工业者，殊不知离开部队以后，这一办法就失去了昔日的作用，到最后仅剩下一大叠借据，可怜而老实的父亲，一生为别人操劳，半辈子的积蓄被人一骗而光。解放后，他重操旧业(小时候学过药材业务)在江西省国药局工作，到1957年又随同整个卫生系统下放至九连山劳动，初来九连山吃住都跟不上。他处在的那个分队，住在树木密布、山高路远的一座破庙里。外面呼啸的老北风，屋里就刮着小北风，外面落着大雨，里面就下着小雨。后来盖了新屋，队员们都搬到新屋里去了，惟有我父亲仍然留在这座孤零零的破庙里看守这座修整好了的庙宇。他已五十多岁了，为了一大家人吃饭，为了每月这五十多元的工资，他不得不咬紧牙关在这北风呼啸的深山老林中伐木，每日要背碗口粗的木头，往返几十次，走在这青苔密布的山路上，一不小心便滑个正着，从未劳动过的人，一旦去做力不从心的体力活，饭量也就不声不响地增加起来，按定量吃饭，他吃不饱，远远不够，他的大半生都是提笔杆子活过来的，而今，在这晚年，还要来改行做体力劳动，真是不可想象。

父亲经受不了这种劳累他病倒了，是患了喉结核，声带已被结核菌破坏，在回家敲门时，因嗓子发音不出，一直站在门外敲门环，家中人不知来者是谁，闹不清楚便不敢前去开门，可怜的父亲一直站在外面等待……父亲医好病之后又返回九连山，一位弱不禁风的老者，在负责人眼里是无油水可榨的，便动员他退职回家，尔后，给了父亲十几个月的工资了事，回家后民政部门给了他每月最低的生活费，他为了贴补家中的开支，买了一个打冻米花的机子，每天在街头巷尾吆喝着打冻米，他把打冻米的机子叫做“黑孩子”多么意味深长，他风趣地说：“还是算这个‘黑孩子’靠得住”父亲说得对，他有子女六个多数下放农村能得力的寥寥无几，在他晚年的日子里还得靠他这个“黑孩子”来养活一家三口。父亲从不说他在这个家庭中的重要性，只是经常说：“这个家就得靠你们的母亲了，她就像是一只水桶上的箍，箍断了水桶就散开了。”他说得多么形象呀！母亲将我们箍着、父亲挣钱来养着，唉！父亲呀！子女们欠你的太多了呀！，问心有愧羞于言表呀！父亲一辈子憧憬的事，便是在老家有自己的一栋房子，回不了家乡，便在外面购买了几处，都没有如愿以偿，最后钱被别人骗光，更无法了却心愿，后来倾其所剩，同别人合伙买了一栋瓦屋，总算安顿了我们，而他却走了，走得是那么样的匆忙，六个孩子仅一个孩子送终。呜乎、哀哉！安息吧！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