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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都上海，还真是有点儿魔劲。再顽固再悠久的传统，再孤傲再独立的风俗，一旦传进来，立马就浸润着海派的万种风情。这两者的融合，是如胶似漆的初恋情人，并非强扭硬凑的捆绑夫妻。

你看那具有二百多年历史的国剧，进了上海，从剧情到舞美、从表演到名角，都吸纳了当时国内外优秀文化的滋养，一个海派京剧便横空出世；话剧是泊来品，一进上海，也成了自有特色的海派话剧，日前观看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演出的英国喜剧《一个老太五个贼》，扮演老太的宋忆宁将上海滩言行举止很巧妙地融合在里面，晃若故事不在大不列颠，而是发生在上海的某条弄堂里那般亲切。再诸如来自浙东的绍兴戏、的笃班，进了上海，便要适应大都市的欣赏习惯，去掉了拔地而起的高腔，丰富了缠绵秀丽的婉转，留下清一色的女子撑起了典雅的舞台，那就是上海越剧；来自乡村田间的滩簧，进入了上海都市圈，便成了擅长西装旗袍戏的代表剧种——沪剧；从满清传来的旗人衣着，到了上海女人身上便改进成了如玉盘植兰相看两不厌的款款旗袍；也许有人对上海话感冒，殊不知上海话的词汇极其丰富，在平时我们说的普通话里，来自吴语的上海话比比皆是：名堂、弄堂、瘪三、打烊等生活类的，套牢、割肉、一只股票等股票市场类的，还有外来词通过上海话媒介推广全国的，沙发、引擎、马达、卡片、卡车、加仑、拷贝、太妃糖、香槟酒、模特儿、安琪儿、茄克衫、高尔夫等数不胜数。

而一个多世纪前传入上海的西餐，也同样经过了一段本地化的过程，改良成了海派西餐。比如说，法式菜中的局蜗牛，传到上海后，一是货源困难，二是当地人没有吃蜗牛的习惯，于是改成局蛤蛎。蛤蛎遍地都有，味道又不输于蜗牛，很好地解决了货源与习惯的问题，一道法式名菜就这样稳稳当当地扎根在了上海。七十年代曾经留学法国的西哈努克住在北京，于是将上海红房子的法式西餐大师郭万堂请了去，满足了西哈努克日常生活、请客招待的需要。当时在上层流传这样一句话：吃中餐，到中南海；吃西餐，到亲王府。

昨天下午，“克勒门”在贵都宾馆展示了一台带有上海特色的法式西餐，让嘉宾们既饱了眼福、饱了口福，还饱了耳福：专家们讲解了海派西餐的由来与发展；大厨们现场烹制了罗宋汤、炸猪排等让大家品尝；并邀请了法国著名歌唱家安娜演唱法国歌曲与中国歌曲《玫瑰玫瑰我爱你》。歌唱家演唱的咖啡吧小调，宛若让人行走在巴黎湿漉漉的鹅卵石的街巷中，昨夜的香奈儿、祖马龙迷人的味道还没散尽，清晨的花草芬芳又扑面而来。

巴黎，离上海很远；法式西餐，又离上海很近。

将西餐家庭化，是上海人饮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谁家的主妇不会弄色拉、牛排，做局蟹斗、罗宋汤甚至烟熏鱼、火烧冰淇淋？

对西餐的追求，并不分贫富。德大西餐馆是沪上有名的喝咖啡场所。每天下午4点前，咖啡是10元钱一杯，过了4点，就是16元一杯。经济不宽裕的阿姨爷叔，往往都挤在4点钟之前去德大品尝正宗咖啡的味道，作为自己的一种独特的生活情调。

上海的红房子，是专门品尝法式大餐的。记得孩提时代，能够上红房子吃一顿法式西餐，那是比过年都愉快的事情。席间，大人们总要叮嘱关照我们：嘴里、手上不要弄出声响；面包要掰开来吃。迫不及待的我们总是将整个面包送到嘴边大口咬。近两年红房子装修完毕，在法国留学多年的朋友请我进红房子吃法式大餐。席间不慎碰掉了一只汤勺，掉在地上发出了清脆的金属声响，我忙不迭地想弯腰去捡，不料朋友碰了我一下，阻止我。一会儿boy走来拾起汤勺，随即又递上一款。我这才知道：吃法式大餐可不能随意去拾地上东西的！我知道自己当了一回“洋盘”（上海话：没有经验容易出洋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