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摊派”精神病指标事件详情
“摊派”精神病指标
在中部城市郑州，社区的卫生服务人员仍在按照指标要求寻找更多的精神病人。
“目前我们登记的病人才12个，”郑州市丰产路林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黄琳琳说，“按照要求，应该完成的指标是71个。”
从去年10月开始，拥有900多万人口的郑州，一个引发争议的指标任务被层层下发到各个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内。
各个社区的基层医护人员被要求筛查本辖区内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人数不低于辖区人口总数的2‰。这意味着他们要在1000个人中至少找到2个重性精神病。这个任务被纳入卫生部门对社区医院的考评中，完不成会面临上级的督导。
郑州市卫生局负责宣传的人士告诉南都记者，2‰的指标是根据原卫生部2012年7月6日印发的工作考核评估方案精神制定的，已经低于上面规定的标准。
至今，上述指标已下发一年。9月初，郑州市卫生系统要迎接上级领导的视察，又加大了以量化指标为参照的各种考核。根据南都记者的调查，至少对部分社区来说，重性精神病的统计指标成为了一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正如一个社区医护人员所说，“总不能把没病的写成有病的吧？”
从更大的层面看，全国各地将重性精神病的管理治疗纳入基层疾控体系之后，所面临的问题和隐忧也不容忽视。如何做得更好，不仅仅是卫生系统的难题。
“摊派”精神病指标事件详情 寻找精神病人
寻找精神病人
去年12月，被认为“不能算是重性精神病人”的韩明(化名)，被作为重性精神病指标的一员，登记在了北林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患者排查名单中。韩明今年16岁，在家人看来，他显得有些自闭，不爱说话。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依据是，有居民报告韩明可能患有精神病，他被发现在路上行走的过程中，会突然攻击他人。
当韩明被登记造册之时，一场寻找精神病人的行动正在郑州市区的各个社区展开。其中，邻近郑州北环的北林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华北、奥克、汇城等12个社区的登记工作。
根据2012年的统计，这12个社区总人口超过8万，依据千分之二的比例，他们被要求完成筛查登记的重性精神病人数为164人。指标出台的依据是郑州市卫生局的一份文件。2012年9月10日，郑州市卫生局印发了《郑州市2012年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项目实施方案》。
该方案的目标包括，进一步完善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网络和工作机制。与此前曾实施的管理方案不同，这份印发于9月10日的项目方案中，对筛查进行了量化。其中第三项筛查登记中要求，各县(市、区)累计筛查发现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任务数不低于辖区常住人口数的2‰。
在文件的附录中，郑州市下辖的包括郑东新区和航空港区在内的16个县市区，均被分配了任务指标。需要排查的重性精神病人总量是8324人。
郑州市金水区卫生系统内部人士提供的资料显示，在郑州市指标分配下去后，金水区在上级分配的1742人的排查指标基础上，对下辖的各个社区按照人口数进行了分配。合计要求39个社区完成2023人的排查任务。任务层层分解到每个居民小区。
金水区还规定，自2012年10月23日起，负责排查的人员在上午9时前将排查日报表以电子表格的形式报疾控中心。
这让片医们感受到了压力。各个社区寻访精神病人的过程并不顺利。北林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此成立了领导小组，所有的20多名片医被安排深入社区，“逐户排查”。
马培新主管北林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精神疾病工作。她说，医护人员在负责精神疾病治疗的郑州八院和九院获得了一批病人资料，并以此为据开始排查。结果并不能让他们满意。马培新发现，一些家人在医院治疗时提供了错误的名字和地址。
他们又通过各个社区居委会询问，希望居民能够提供更多的线索，以搜集可能存在的重性精神病人。
按照一份郑州市卫生局提供给南都的《行为异常人员线索调查问题清单》，基层的精神卫生人员需要就11个有关精神状况的问题对社区的一些知情人进行询问。
“当知情人回答有人符合任何一条中任何一点症状时，应当进一步了解该人的姓名、性别、住址等情况，填写《重性精神疾病线索调查登记表》。”这份工作用表提醒，知情人提供的信息将被保密。
作为基层执行者的马培新发现，获取并核实重症精神病患者的线索非常困难。在上门调查时，有的病人一人独居，无法说清自己的姓名和年龄———这是线索登记表中需要录入的信息。
在文化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管护师刘志晓透露，他们还通过下社区义诊搜集资料，甚至会突击筛查。这持续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几乎每天都去。”她说。
在义诊进行时，一些前来咨询的疑似病人会进入到他们的视野。他们会询问是否有残疾证，用来确认是否患有精神病。没有确诊的话，他们会建议病人去郑州市第九医院做检查。
最大的问题是，这次调查意义何在。“有的家属每次都问我们，登记了能有啥救助？”丰产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时小琴说，她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更无力承诺什么。因此，就有好几个病人无法详细造册随访。
“摊派”精神病指标事件详情 为接近指标凑人数？
为接近指标凑人数？
刘志晓很幸运，她所在的社区最终登记了约110个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资料。按照要求，这个数字完成了上级分配的重性精神病指标。
未来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下辖7个社区，每个社区配备1组或两组医护人员，一个片医和一个片护为一组。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慧芳表示，他们并未感觉到指标的压力。
而在张慧芳单位西北数公里外，林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黄琳琳则在为指标发愁。黄琳琳刚刚接到通知的时候，是在去年10月中旬。林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管理着35398人。金水区分配下来的精神病指标是71人。
“我们中心也立刻采取了行动。”他说。他们从居委会、派出所和医院要到了资料，也通过下社区义诊寻找病人。
结果并不理想。最终登记在册的是12个病人，距离71人的目标有很大差距。黄琳琳说，他们找到领导，去金水区疾控中心开证明，用以证明他们确实只有12个精神病人，无法完成71人的指标。
在北林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排查工作开展后，直到现在，建档登记的一共45人。这与规定指标相差了119人。
45人名单中，16人被登记为在管患者，2 9人被登记为非在管患者。两者的区别是，前者症状严重，需要定期随访，后者症状轻，建立一个档案，没有具体的去管理。
“基本上每个社区我们都去问了。”北林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管行政的陈姓负责人说，他们按照金水区下达的实施方案开展工作，并将结果进行了上报。“我们都是按照这个指标尽量找。”她说，有多少算多少，完不成也没办法。
在丰产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片医时小琴负责的辖区超过3万人，她却只登记了20来个重性精神病患者，这显然与指标任务相差太远。这位年轻医生一周需要坐诊一天，在不坐诊的其他工作日，上午到辖区排查包括精神病在内的各种慢性病人员，下午就回单位整理造册。
“完成不了任务，我们也只能接受考核。”时小琴说，她认为数据的真实性比考核得分更重要。
对重性精神病的调查，也常常让医护人员遭遇白眼。一些人被查出患有或疑患精神疾病，但家属却认为，医护人员侵犯了他们的隐私，并抵触排查。
在北林路社区，医护人员马培新找到一个病人的家庭时，病人的女儿态度并不友善，她质问：“你是怎么知道我父亲有精神病的？”
韩明就是在这轮排查时被登记在册的。马培新找到韩明时，他的父母都不在家。马培新递了一颗糖去哄他，才问到了他的姓名，还拍了照片。
马培新说：“ 其实他这个病，也不能算是重性精神病。”她认为这可能是小时候脑瘫、智力发育不全或者智障造成的一些问题，多方面原因都有。
南都记者访问了韩明的家人。他的家人承认，他们此前曾带着孩子在郑州八院治疗，孩子被诊断为抑郁症。在马培新这次造访之后，他们接到了两次询问病情的电话。
在马培新的重性精神病的排查档案中，非在管一栏中，还登记了一名空姐。这名病人告诉南都记者，她从飞机舷梯摔下来后伤到了头部，出现了一些精神问题，具体表现为很容易忘事，偶尔会莫名其妙地发呆。在八院接受治疗后比以前好多了，并不影响正常生活。
“但是为了凑人数，我们还是将她写上了。”马培新说。
“摊派”精神病指标事件详情 层层下发的指标压力
层层下发的指标压力
精神病指标下发后引发了一些争议。一位基层的卫生服务人员对这个指标表达了不满，“我们社区没有那么多。”
郑州市卫生局负责宣传的人士告诉南都记者，他们之所以规定千分之二的重性精神病指标，也是根据原卫生部制定的工作考核评估方案下发的。
按照原卫生部办公厅2012年7月6日印发的《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工作考核评估方案》的通知，制定这个评估方案是根据《全国精神卫生工作体系发展指导纲要(2008- 2015年)》和《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工作规范(2012年版)》，“请结合本地区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这份考核评估方案规定的考评标准其中之一规定，按照20 12、2013、2014、2015年患者检出率分别达2.5‰、3‰、3.5‰、4‰的要求，每少0 .5‰，东、中、西部省份分别扣4、3、2分。
这个考评标准规定的患者检出率的扣分项目是针对省一级而言。按照这份原卫生部制定的考评办法，考评对象包括卫生行政部门、精防机构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中部省份河南，考核标准下发到郑州，这个规定以地方文件的形式向下规定为2‰，“事实上，我们规定需要查出的精神病人数比上面规定的要少。”这名负责宣传的郑州卫生局人士说。
“文件上定的发病比例太高了。”林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黄琳琳说。金水区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冯新生认为，所谓发病率，一般是按照人口普查来的，但社区拥有自己的区域差异。他所在的经五路等省委周边的人群情况好点，但有一些城中村的发病率肯定不一样，不能按照量化指标卡死。“完成1.5‰，应该也算完成了任务。”他说。
按照卫生系统目前的计划，这些执行中的问题，只能靠执行来解决。河南省卫生厅疾控中心告诉南都记者，郑州市的上述筛查行为，属于“686”工程的一部分。“686”的全称为全国精神疾病救助康复工程，于2012年5月由中国疾控中心启动。河南与中央对接的“686”办公室，则设在位于新乡市的河南省精神病院内，负责人由该院的防治科主任兼任。
在“686”启动后一个月，原卫生部又印发《重性精神疾病信息管理办法》，之后又出台考核评估方案等一系列措施。这些部门规章都是为今年5月1日起实施的《精神卫生法》配套，意图编织一个遍及全国的治疗管理体系。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进行大规模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有两次，分别在1982年和1993年。据河南省精神病医院一位专家介绍，当年的流调因为缺少必要的技术手段，导致调查结果往往滞后于调查两三年。近20年来，大规模调查的缺位，也使得目前的精神疾病发病率等基础数据，难免存在失真问题。
事实上，在社区医疗服务中，管理治疗重性精神疾病是一项附加的任务。之前，这些患者都跟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患者归在一起，数目比现在少得多。而在卫生系统推动之后，患者人数开始猛增。冯新生说，他们此前管理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只有几个人，如今他们基本完成了30多人的指标任务。
接受采访的多个社区的医护人员告诉南都记者，收集精神病人的情况一方面是为了定期随访，免费发药并定期检查，此外是为了防止精神病人引发的社会问题。国际上流行的“社区康复”的理念，也被引入现行的管理治疗体系之中。这种理念认为，医护人员应该协助病人融入社区正常的生活，发挥应有的社会角色功能。
然而，现在仅仅是患者人数指标，就让很多片医为难。林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名负责人告诉南都记者，社区一直强调以预防为主，最好都不要得病。现在按照硬性指标要求，必须达到多少，“总不能非得让我去给你造个病吧。”
精神病法律问题专家黄雪涛律师认为，将硬性指标纳入某种疾病的统计排查中，“很荒诞”，各种量化指标下的治疗，对病人们也并非最重要的。在黄雪涛看来，精神疾病患者多种多样，但大部分都丧失了程度不等的社会功能，对他们的救助治疗，应该从恢复社会功能入手，着眼于社区康复和家庭康复。
在上级卫生部门最新一轮的考核中，黄琳琳所在的丰产路林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仍然没有完成任务，按照文件的规定，这将会被扣分和督导。
“郑州摊派精神病指标”就是一种精神病
去年9月，郑州市卫生局下发文件，规定各辖区筛查发现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任务数不低于辖区常住人口数的2‰。这个比例据说已经低于上级规定的标准。这意味着要在1000个人中至少找到2个重性精神病，完不成会面临上级的督导。因此，在中部城市郑州，社区的卫生服务人员仍在按照指标要求寻找更多的精神病人。(10月9日《南方都市报》)
这些年，摊派指标似乎是一种流行格式，计划生育罚款有指标摊派、交警罚款也有指标摊派，现在连精神病患者人数都有指标摊派了……摊派背后的意识，仍是对权力的迷恋，对“团结就是力量”的畸形崇拜。在一些地方官员的执政意识中，遇到困难或遭遇无法完成的任务，就开始搞摊派。很多情况，权力就在这样的无意识下“越轨”了。
类似“精神病指标摊派”一样的行为，一般情况下都是行政指令，多是一纸红头文件的规定，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这里面，民意的成分甚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无论是计生指标还是精神病指标，在决策之前，都没有征求民意的环节，只是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为了自己的“政绩”，便异化地执行一些规定，让一些有良善初衷的规定变得面目全非。当摊派这样的行为没有民意基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便是权力的独角戏了。
没有民意基础的指标摊派，都是乱摊派。在精神病指标摊派一事上，不少社区卫生服务人员便有担忧：“总不能人家没病我说人家有病吧？”诚如斯言，一个社区，到底有多少精神病患者，这个是未知数，也是无法事先预知的，那么摊派指标的做法，便搅浑了这潭水。一方面，可能让一些真正的精神病患者成为漏网之鱼；另一方面，则可能让一些人“被精神病”，不然，怎么完成指标摊派呢？无论是何种情况，我们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受害者，万一自己所在社区名额不够，而自己又和社区卫生服务人员有过过节，那后果实在不敢想象。
在指标摊派这些事上，我们必须再次厘清权力的边界，毕竟，权力是不能恣意妄为的，而应恪守自己的本职。什么事情是权力能办的，应该办的；哪些事情又是权力不能办的，不该办的。这些应该有一个最起码的准则，即权力之手能够伸出的范围必须明确，不然，摊派一般的行为，还会继续发生，因为摊派虽然没有什么程序正义可言，但仍是很有效率的一种做法。只是，没有程序正义的摊派行为，让每个人都胆战心惊，因为谁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沦为不幸的受害者。
一切没有民意基础的摊派都是乱摊派，不仅会给公众生活带来不便，也会影响政府的公信力。那首要之举，便是规范权力，厘清权力边界，如此，才是根治乱摊派的治本之策。事实上，任何人都知道，精神病指标也能摊派本身，便是一种“精神病”，可为何一些人仍要霸王硬上弓呢？只能说，这肯定能为其仕途带来好处，不然，谁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呢？那这背后的官员政绩考核方式，也必须进行配套的改革。不然，在指标摊派下，正常的你我，也很可能沦为精神病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