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务必的内容，两个务必是什么？
两个务必提出是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在革命圣地西柏坡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全党同志一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两个务必”，发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两个务必的涵义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在革命圣地西柏坡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全党同志一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两个务必”，发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两个务必的历史背景
直接背景
“两个务必”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首先，从直接背景看，“两个务必”形成于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时期，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前夕。解放战争中后期，中央工委、后委和毛主席、党中央先后从陕北向华北转移，进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从1947年5月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到1949年3月毛主席、党中央由西柏坡移驻北京，前后不到两年时间。党中央驻西柏坡时期，三大战役的发动和全面胜利，标志着全国胜利即将来临，中国共产党将由一个长期被压迫、被围剿的党变成全国范围的执政党；标志着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包围城市转入城市领导农村；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创业之难即将成为过去，而巩固和开创新事业的考验即将成为现实；标志着中国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始。这样的历史条件，就将胜利之后如何防止“其亡也忽”的悲剧发生很尖锐很现实地提上了党的议事日程，而党中央在西柏坡时期的一切活动就是为加速实现这样的历史性转变和战胜转变之后所面临的各种新考验作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理论上准备。这一时期形成的西柏坡精神，内涵十分丰富，包括万众一心的团结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戒骄戒躁的谦虚精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精神，坚定不移的彻底革命精神等。其最核心的内容，则是“两个务必”。由此可以看出，西柏坡精神主要是一种历史性转变的精神，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精神，它的最大特点在于充分表现了革命者在敢不敢胜利问题上的坚定不移，和对胜利后革命前途的冷静思考。
延安窑洞谈话
其次，从更远一些的背景看，至少有三点值得引起注意。
一是1945年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窑洞里的那次谈话。1945年7月，黄炎培等6位国民参政员应邀访问延安。痛感于历史的无常，黄炎培在和毛泽东谈话时大发感慨。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这是目前所知人们第一次谈到历史周期率问题。他同时希望中国共产党能找到一条道路，摆脱周期率的支配力。
那么，什么是历史周期率发生的内在原因呢？黄炎培认为：“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于是“其兴也浡”、“其亡也忽”，周期率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了。
那么共产党究竟能否跳出和怎样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呢？对此，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当然，就像找到了船不等于到了对岸一样，找到了民主这条新路，并不意味着已经跳出了历史周期率。能否跳出去，还要看这条路具体怎么走，要看能不能对跳出周期率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性。这就是“两个务必”所要解决的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讲，“两个务必”和毛泽东与黄炎增在延安的那次著名谈话有一脉相承的思想渊源关系。
《甲申三百年祭》的发表
二是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的发表。1941年皖南事变后，郭沫若写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本文以丰富的史料揭露了明末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朝廷腐败，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官逼民反，隶属于延安府辖区的李自成、张献忠发动和领导农民起义，并在李岩的帮助下，使“农民起义走上了正规”，节节胜利，势如破竹，直打到北京城，推翻了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
然而进了北京以后，李自成便进了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基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挟降官，搜刮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无事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只派了几千士兵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都屯积在京城里享乐。进京不久，李岩便被陷害。乃至清军入关，“自成亲自出征，仓惶而去，仓惶而败，仓惶而返。”不得不离开北京，一败再败，终于在湖北通山九宫山战死，时年39岁。“这无论怎样说都是一场大悲剧。李自成自然是悲剧的主人。”
此文于1944年3月在《新华日报》全文连载。此时正值伟大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毛泽东自然洞悉它的重大政治意义，立即批示在《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并加发了《编者按语》，同时把它作为整风文件，印发全党学习。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复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若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的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为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出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见《毛泽东书信集》）“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出来。”这段话充分说明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那种心境。就像“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呕心沥血，时刻防止出现失误。他自信无比，胆略过人。但他的自信和胆略是建立在对必然的认识上的，同时又要防止各种偶然性。从这种意义上讲，“两个务必”的提出，体现了毛泽东、党中央对中国历史上一些农民战争尤其是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教训的深刻总结。
历史教训
三是在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47页）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作《学习与时局》报告时，回顾了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几次大的骄傲。“第一次是在1927年上半年。那时北伐军占领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第二次是在1930年。红军利用蒋冯阎大战的条件，打了一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损失。第三次是在1931年。红军打破了第三次‘围剿’，接着全国人民在日本进攻面前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更严重的路线错误，使辛苦地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第四次是 1938年。抗日战争打响了，统一战线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和陈独秀路线有某些相似的错误。这一次，又使得受这些同志的错误思想影响最大的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同时说明：“近日我们印发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为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可以说，“两个务必”的提出，也体现了党对自己历史上几次错误的深刻总结。
正确预见
从以后的形势发展看，“两个务必”的告诫是很有预见性的。因为此后不久，随着一座座大中城市被接管，一些人面对灯红酒绿的城市生活，或被资产阶级以各种手段拉下水，或自发滑入腐败的深渊，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所担心的事情很快就出现了。
下面这件事就很有代表性：七届二中全会仅仅开过5个月，1949年8月15日，上海《解放日报》就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知法犯法，罪在不赦”、“玷污军誉，破坏纪律，欧震被判处死刑”。被处决的是担任接管工作的军代表。
1949年6月8日，时年25岁的欧震奉命参加公安部查处蒋帮空军司令部第21电台台长毕晓辉私藏武器案件。当时，毕晓辉早已随蒋军南逃，家中只有毕的妻妾两人。公安部办案人员在毕家查获了非法武器之后，考虑到毕的妻妾年轻无知，且能知罪服法，故对其作了宽大处理，将案子就此了解。而欧震人虽离开了毕家，心却留在了毕妻朱氏身上。朱氏20出头，生得眉清目秀，欧震心生邪念：一定要把她搞到手！于是当晚，欧震置军管会纪律于不顾，趁外出执行任务之机，踅进毕家，勒索毕家钱财，迫使朱氏答应从此与他同居。
欧震的犯罪行为很快就东窗事发。欧震被捕后，各级领导对此都十分重视，最后经陈毅市长批准，执行就地枪决。欧震事件的发生，再次向即将在全国执政的共产党人敲响了反腐倡廉的警钟。
然而在这一时期，欧震事件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欧震所犯的罪行也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现象。事实是，共产党刚刚执政，以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腐败行为就在一部分人中蔓延、滋长了起来，也冒出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李自成”式的人物。
比如，1951年11月东北局向中央报告说，沈阳市在部分单位揭发出3629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仅检举和坦白的金额就达5亿元人民币（旧币，下同）。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也很严重，仅东北铁路系统就积压了价值上千亿元的材料而不作处理。其他各中央局也有类似的情况向中央报告。在大大小小的“李自成”式人物中，刘青山、张子善可谓罪行昭著的突出代表。他们利用职权，非法经营；违反政策，投机倒把；以次充好，盘剥民工；嫖娼吸毒，腐化堕落。他们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和非法获利且不必说，仅个人从盗窃的国家资财中贪污、挥霍即达3.7亿元以上，其中刘青山1.8亿元，张子善1.9亿元。确属罪大恶极，十恶不赦。
当时状况
毛泽东接到华北局向中央所作的关于天津地委严重贪污浪费情况的报告，感到非常震惊，他在为中央起草的转发这一报告的批语中指出：“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同时，毛泽东在另一封给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并告各中央局的复电中又强调：“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并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迅即中央便做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并深刻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 1949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从此，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内容的“三反”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据统计，在半年左右时间内，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参加“三反”运动的总人数为383万多人。经核实，贪污1000万人民币（旧币，下同）以上的共10万余人，贪污的总金额达6 万亿元。对有严重贪污行为的罪犯，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缓的9人，判处死刑的42人，其中就包括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大贪污犯。建国才仅仅两三年，即有这么多人腐化犯罪，其速度之快，数量之大，确实令人触目惊心。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两个务必”仍然有着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共产党要永葆先进性，始终保持自己的政治本色，必须时刻牢记“两个务必”，警钟长鸣。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对全党同志“两个务必”的告诫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