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权”事件，1968 年墨西哥城奥运会黒权事件

1968 年奥运会上，获得 200 米跑冠军和铜牌的两名美国黑人选手，汤米·史密斯（Tommie）和约翰·卡洛斯（John Carlos），在颁奖台上低下头，举起了戴着黑色皮手套的手，行出黑权礼（Black Power Salute）。电视机前全世界的亿万观众，也通过这一瞬间，第一次见识了黑权这个概念。

然而对于美国人来，黑权其实并不陌生。

1964 年，默罕默德·阿里在获得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后，向世界喊出了“我是最伟大的”，这是黑权。

1966 年，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主席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在著名的“无惧进军（march against fear）”中被捕后，喊出了“黑人要定下自己的目标，引领自己的组织”，这也是黑权。

1967 年，当黑豹党领袖休伊·牛顿（Huey Newton）因枪杀警察入狱后，其他黑豹党领袖喊出了“你今天杀了几个白人佬？”，这还是黑权。

那到底什么是黑权呢？

“黑权”事件，1968 年墨西哥城奥运会黒权事件

一.

1964 年的民权法案虽然通过，却没有在选举权上给予明确的规定。于是，为了促成国会通过更具体更直接的《选举权法（Voting Act）》，1965 年初，民权组织在阿拉巴马州的塞尔玛发动了争取选民登记战役，要让全国上下看到，对于黑人，想要成为注册选民，有多难。

2 月 18 日，在一次夜间游行时，一位黑人示威者吉米·李·杰克逊（Jimmy Lee Jackson）被杀。为了纪念杰克逊，马丁·路德·金决定在 3 月 7 日举行从塞尔玛到蒙格马利的 50 英里游行，结果游行队伍在一开始就被警察用棍棒和高头大马冲散撞倒。在这次“血腥星期日”后，志愿者纷纷从各地赶来，要支持第二次游行。

由于法院的延阻，3 月 9 日的第二次游行草草收场，马丁·路德·金恳请志愿者留下来几天，以等待更好的游行时间。3 月 9 日晚，从波士顿赶来的白人牧师詹姆斯·李布（James Reeb）在就餐后被种族主义者围打，两天后死在医院里。

李布之死，震动全国。只四天后的 3 月 15 日，约翰逊总统就宣布，要向国会送交一份民权法案，并用了民权运动的标志性词汇，“我们必将得胜（We shall overcome）”来表示他的决心。3 月 21 日，联邦政府出动了近 4000 名军警，护送民权运动的示威者完成了 50 英里的游行。

看上去这又是一次民权运动的胜利，因为它直接推动了相关立法的进程。但是，光从这次运动本身，非暴力运动没有获得真正的胜利，因为游行是在联邦军队的护卫下完成的。像很多民权运动的所谓胜利一样，它不是非暴力的胜利，而是另一种暴力的胜利。很显然，法律不能一下改变人的心。这次胜利的背后，反而更加突显了一种不安的现实：当白人牧师李布去逝时所得到的全国媒体关注，社会的反响，显然远远大于黑人示威者杰克逊去逝时的影响，并成为整个运动的转折点。

没错，随着民权运动的进行，黑人民权份子，就开始不停的意识到这种潜藏在社会深处的种族偏见。这种偏见不只是在南方，而更多的是在北方。这在民权运动逐渐把自己的努力扩展到全国时，就突显出来。

虽然美国北方没有种族隔离，但是种族歧视却不仅存在，而且相当普遍。尤其是在一战和二战期间，由于对劳工的需要，大量黑人开始史称“大迁徒（great migration）”的北迁和西迁，进入大城市找工作。以底特律为例，在二战期间，汽车工业内的黑人工人从总工人数的 3% 上升到 15%，而在 40 年代，整个底特律，黑人劳动力则从工人总数的 29% 上升到 45%。

地方社会人种构成上的巨变，让种族冲突的机会增加。在一战和二战期间，美国数个地区就发生过大规模的针对黑人的暴乱。但是在这种明的歧视后面，更多是暗的偏见。而这种偏见，则是来自于新出现的一个社会群体：白人。

是的，现代意义上美国人所说的白人，其实是到二战和其后的这段时期才真正出现的。在此之前，他们是爱尔兰人，意大利人，俄罗斯人，波兰人，克罗地亚人，犹太人……这些白人少数民族多被视为外来移民，生活在本族移民聚居的社区里，而不被传统主流白人社会所认同。随着外来移民的涌入速度在 1920 年代快速下降，这些移民的后代开始成为这些种族的代表，他们土生土长，自己的民族归属感就不如父辈那么强烈。

在二战期间，美国的部队虽然是种族隔离的，但是这些白人少数民族都一概以白人视之开始混编。到 1944 年，美国通过了《退伍军人权利法（G. I. Bill）》，为所有退伍军人提供了大量的包括入学和住房贷款在内的福利。但实际上，这些福利大部分都分给了这些白人退伍军人。结果，有上百人军人获得了高等教育，成为战后大企业所急需的管理型人才的主力，从而造就了一个新兴的白人中产阶级。随着美国城市化的发展，开发商在城郊修建卫星城。最著名的，莫过于在纽约长岛的莱维敦（Levitttown），开发商在这里首次创造性的建造了一大批相貌雷同的大众商品房。于是，这些白人中产阶级开始搬出城市中心的种族社区，搬入这些郊区的新建小区里，每天开车进城上班。这样一来，随着新社区的出现，原来的白人种族观念就被进一步弱化，现代白人的概念就诞生了。

但是，黑人没有搭上这趟快车。比如像莱维敦的开发商亚伯拉罕·莱维就坚持他的房子不卖给黑人。不仅如此，黑人在房屋贷款，工作上，都受着无形的歧视。在南方，黑人只要自认低等，就可以进入白人的工作生活圈子，但在北方，虽然黑人可以抬起头走路，但却被挡在一道无形的种族隔离的墙外，无法进入白人的社会圈子。

这就让黑人被困在城市的特定位置和特定工作中，形成了黑人区。而随着经济格局的变化，黑人的处境变得尤其尴尬。在二战后，南方黑人依然大量涌入北方，但是，北方的工业增长却开始放缓，对蓝领工人的需求降低。由于大规模的推进自动化，维护一条生产线的工人数量降到不足以前的四分之一，汽车工业中低技术工人数量大幅减少。同时，由于二战时国防工业在南方的发展，和空调的出现，南方的城市化工业化开始势头初现，大量制造业工作逆着黑人北上的路南迁。结果，随着城市进入后工业化，入门工作机会反而减少。雪上加霜的是，工会有着不成文的规矩，在裁员时，资深工人留下，新招进来的先走人。而黑人本来是最晚进入就业岗位的，却成了首当其冲的牺牲品。到 63 年，黑人的失业率高达 11%，而白人只有 5%。黑人区也向着贫民窟跌落。

在 1965 年起，为了唤起全国民众对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种族不公正问题的关注，马丁·路德·金和南方基督教领袖大会（SCLC）在芝加哥发起芝加哥自由运动（Chicago Freedom Movement）。在这个运动的纲领要求取消住房上和就业上的种族歧视，让少数民族获得市政机构里的相应位置，解决贫民窟的问题等等。即然社会自身的惰性延缓社会的改变，他们就要求政府和法院刻意的去实现这种政治上的正确，以期逐步扭转现实，这就是所谓的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

但是，这一运动却遭遇了巨大的社会阻力，这让已经和南方种族份子作战多年的马丁·路德·金大感意外。一次，马丁·路德·金带领示威者到白人社区游行，呼吁打破白人的这种自我隔离，接受黑人成为社区成员，却遭到白人种族份子的暴力攻击，马丁·路德·金也被人一板砖打倒在地。 类似的现像出现在许多地方。比如在 1964 年，加州选民通过全民公决修改州宪法，要求保守个人卖房时对买方进行选择的自由。全力推进此公决的里根直接了当的说：“如果一个人在卖房或租房时想歧视黑人或其他人，他有权这样做。”（此决议最终在 1968 年被高院认定违宪）。

对于马丁·路德·金来说，非暴力不只是一种政治斗争的方法，更是一种生活信仰，它代表着另一种社会关系。种族主义本身，是一种暴力，进一步说，任何因为人对人的不平等待遇而造成的社会和经济问题，都是一种社会暴力。所以民权运动者要求的，就是一种新的社会关系。从本质上说，他们要确保民权立法后的愿景能得到实现，他们是要帮广大黑人实现美国梦。

但是，他们所遇到的阻力，要攻击的目标，现在不再是那些明着的种族隔离的法律，而是不成文的社会传统和偏见。这时的社会偏见，依然是出于一种恐惧，但它不再是南方式的那种纯粹的种族歧视，保护自己种族纯洁性丧失的歧视，更多的是一种对自身社会和经济地位的保护：新出现的白人中产阶层，迸发出不自 觉的抵触心理，害怕丧失自己刚刚才得到的经济和政治优势地位。这种保守的意识，平时看不见，但只有在它受到冲击时才显现出来。而这意识远比那些不义的法律，更难撼动。

因为法律可以在一夜改变，但社会的变化终归是缓慢的。要改变这种社会偏见，需要更加建设性的调整社会关系，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稳扎稳打，以期慢慢影响社会大众的潜在意识，最终达成多数人的共识。而相比起来，民权运动强调政治上正确的肯定性行动，就显得是缺乏建设性的无耐之举，随之而来的巨大阻力，也产生了强烈的挫败感。民权运动在新的困难面前，也要求自己有更强的组织纪律，给予马丁·路德·金这样的道德领袖更大的信任。

但现实却是，民权运动本身，是充满了不安和矛盾的。它是由数个不同的政治力量，因为共同的直接目标，以一种松散的机制团结在一起。大家在这一阶段所接受的，只是作为战略手段的非暴力抵抗，而并非作为信仰的非暴力。于是，随着阻力的增大，它的内部也自然开始出现其它的声音。

随着民权运动者失去了直接的目标，也就失去了直接的，看得见摸得着的胜利：他们无法说，用一个新的好法，换掉一个旧的坏法。这种坏了零件换零件，修零件的作法，就叫作改革。而当改革找不到目标时，要求改革的人也就自然会认为，整个社会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出了问题，这就需要对整个社会体系做出系统全面的批评，也就需要对新的理论体系，尤其是各种外来的理论。于是，这就从一场政治斗争，转变为一场思想文化的斗争。比如，非暴力本身就是甘地的东方思想，植根于人是这世上的匆匆过客的印度文化理念。所以，不出意外，除了甘地，也开始有不少东方宗教和文化理论在美国广为传播。这些理论以其独特的角度，为经历了二战浩劫，并正在经历冷战核阴影的美国人，带来了全新的生活态度。

而对于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批判，有什么理论比马克思主义，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这样现成的理论体系更全面？有什么比基于此发展出的，并在世界各地轰轰烈烈进行的反殖民运动更有直接借鉴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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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965 初，民权组织在阿拉巴马州的塞尔玛发动了争取选民登记战役。在法院采用了拖延战术后，民权运动也套用了老办法，2 月 1 日，让马丁·路德·金游行被捕，并组织未成年人上街游行，结果有 300 人被抓。

正在这关键时刻，塞尔玛迎来了一位意想不到的人，马尔科姆·X（Malcolm X）。他对在场的媒体记者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白人应该感谢金博士把民众给按住了，因为还有其他[黑人]领袖，他们可不相信这些[非暴力]的法子”。

马尔科姆·X 说的其它法子，就是黑权。

三周后，马尔科姆·X 被暗杀。因为马尔科姆·X 的死，让他几乎成了黑权的代名词。

随着民权运动遇到了困境，黑人们开始审视自身的处境。这时候，让人无法回避的现实，就是正在非洲进行的去殖民化运动。短短数年间，有十多个非洲国家得以独立。而美国的黑人，却越来越感到了美国国内的无形种族歧视。这让他们感到沮丧的同时，也自然开始考虑不再向白人索要支持，而是转向把目光投向黑人自身，美国的，和非洲的。他们开始用一种殖民主义的观念来看待黑人在美国的地位：黑人和其它有色人种的处境，就是美国白人在本土殖民的产物。白人扮演的是殖民者的角色，他们的军队，就是白人警察，而黑人就是他们剥削压榨的对像。作为殖民者，白人是不会放弃自己的统治地位的。于是，那些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比如毛泽东，胡志明，就一跃成为偶像级人物，而那些第三世界思想家的著作，比如黑人思想家弗朗茨·法农的《地球上受苦的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就在民权运动者中开始走红。

于是，民权运动也开始逐渐极端化，黑权的思想被捧了起来。1966 年，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成为第一个支持黑权的重要民权组织。

所谓黑权，就是开始强调黑人自身的力量。以前的民权运动努力争取白人的加盟以形成共同的阵线，最终是为了获得白人的支持和首肯。在黑权下，黑人不再去追求白人恩典下的胜利。他们不像以马丁·路德·金为首的上一批民权运动者那样，去按照白人的社会标准奋斗以证明自己，也不想努力赢得白人主流社会的认同，甚至融入白人社会，以利用自己的成功来提升其他黑人。反过来，他们相信，黑人光凭自己也能做得很好，即然非洲的那些黑人国家能够独立，美国黑人当然也能在美国建立自己的成功社区。比如马尔柯姆·X 所在的穆斯林组织，伊斯兰国度（Nation of Islam），就是这样的一个组织。而马尔柯姆·X 也一再主张，白人自由派是虚伪的，黑人不仅不能和白人混同起来，还要主动的和白人社会拉开距离。对于马尔柯姆·X，白人社会就是一艘形将沉没的大船，黑人决不会去搭船自杀。

像民权运动中的其它思想一样，黑权理论当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马丁·路德·金这派民权运动领袖走得是 W. E. B. 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在 20 世纪之初提出的提升战略（uplift），按白人的规则来证明自身的优越性。他们成立了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来推进自己的政治思路。但是，在黑人领袖中，这不是唯一的出路，另一条路，就是黑权。只是，在那个时候，它的名字叫作，新黑人（New Negro）。比如在民权运动中组织了华盛顿大游行的著名黑人领袖 A. 菲利普·伦道夫（A. Philip Randolph），在 20 年代就是积极的黑人工会组织者，在自己的杂志中宣传“新黑人群众（New Crowd Negro）”的观念，号召新黑人团结起来对抗白人的压迫。而在新黑人的诸多支持者中，又以马科斯·加维（Marcus Garvey）和他创办的全球黑人改善协会（Universal Negro Improvement Association，UNIA）的影响力最大，马尔科姆·X 的父亲当年就是加维的追随者。

UNIA 主张新黑人用反抗赢得白人的尊重，如果需要，可以使用暴力。他们用蔑视的态度来玩白人的规则，到干脆无视白人的规则，而是建立黑人自己的规则。在加维看来，KKK 党才是真正的白人，因为他们不像其他白人那样虚伪，他们才够得上作黑人的对手。这种思想和传统黑人的思想大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加维不是美国人，而是牙买加人，UNIA 也是成立于牙买加的国际组织。对加维来说，美国是个异域之邦，而世界黑人作为同一种族的内在联系，理应大于美国黑人和白人在地域上的联系。所以黑人没有必要努力融入白人的圈子，相反，世界的黑人才应该联合起来。所以，加维支持美国黑人独立，发展自己的文化，打造自己的企业，走泛非洲人的独立之路。这在当局者看来，显然是危险的外来颠覆势力，所以加维也被联邦调查局早早盯上，在 1925 年被驱逐出境。

但是黑权思想当然不会就此绝迹。比如在二战期间，主流的黑人运动领袖选择了利用这个机会提升自己的地位，而那些无视白人政权的黑权主义者，则选择了拒绝和政府合作。比如伊斯兰国度的领导人以利亚·穆罕默德（Elijah Muhammad），就因为拒服兵役而入狱。只是，在二战和随后的冷战时期，麦卡锡主义带来的冷战高压，让这些带有反抗性质的运动都被全面压制，所以各种社会力量就被主张非暴力的民权运动团结了起来。但是，随着民权运动渐入僵局，黑权开始赢回了自己的支持者。

黑权思想的一个直接表现，就在对待暴力的态度上。这就是马尔柯姆·X 最让白人心惊肉跳的非-非暴力（non-nonviolence）。对于马尔柯姆·X 来说，黑人不能放弃使用暴力反抗的权利，而是保留正当防卫的权利，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是在社会种族矛盾激化的时期，这种主张很容易就和暴力行为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当这种主张出自一个非基督徒的穆斯林。像在 1965 年在洛杉矶出现的瓦茨骚乱（Watts Riot），在 1967 年出现的底特律骚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部分黑人开始陷入经济困境后的一种不自控的反应，但却让白人不由自主的想到黑权运动中不排斥暴力的主张。对这种莫名恐惧最有代表性的反应，莫过于在 1966 年黑豹党出现以后。

对于黑人来说，黑豹党是黑人社区的积极构建者。他们给小孩子提供免费早餐，在地方开设义务诊所，为无家可归者安排住宿，向社区发放大量的食品和衣物。但黑豹党在普通白人民众的印像里，是反主流的暴力恐怖份子的形像。因为他们一反以前的黑人民权份子西服领带有教养的形像，选择了黑色皮衣和贝雷帽。为了遵守加州公民不得秘密携带枪支的规定，他们全都公开的荷枪持弹，而且，还都是大口径的攻击性武器，堂而皇之的在政府和公共场合出入。他们把黑权里反对白人殖民者的理论学以致用，把目标对准了白人镇压黑人的暴力打手，警察。黑豹党选择了一种锋芒毕露的方式来对待警察。当他们看到警猪（为了表示对敌人的蔑视，黑豹党开始用猪这个后来广受欢迎这个词儿来形容警察）在街上抓住黑人开罚单时，这些黑豹党们就会停到一边，手持武器的站在那里驻足静观。而且，当警猪表示不满时，他们还会拿出加州的相关法令，来表示这是受法律保护的行为。这种公然的挑衅行为自然容易擦枪走火，黑豹党也多次陷入和警察的暴力冲突中。

在这种情况下，联邦调查局自然不会放过黑豹党，对其展开了大规模的机密的反情报活动（COINTELPRO），用各种非法手段，挑拨离间，打击中伤。不仅如此，联邦调查局还刻意挑拨几个民权组织和其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让他们相互争斗，从而制造负面新闻，直接或间接的削弱他们的力量。

随着黑权的强势，民权运动开始失去以白人为首的主流社会的支持。失去了多数联盟，也就大大消弱了它在政治活动中施加影响的能力。

但其实，黑权更重要的影响，更深远的意义，则是对黑人文化的推动，这就是所谓的黑人的自豪（Black Pride）。

“黑权”事件，1968 年墨西哥城奥运会黒权事件

三.

1954 年，高院作出了史上最重要的判决之一，在「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中判定种族隔离违宪，民权运动也随之开始。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在意见书中特别提到了控方的重要证据，心理学家肯尼思·克拉克（Kenneth Clark）和玛米·菲普斯（Mamie Phipps）夫妇所主持的玩偶实验。

这个实验的基本过程是这样的：研究人员给孩子看两个玩偶，这两个玩偶一个白皮肤金头发，一个棕皮肤黑头发，除此之外，一模一样。然后问孩子哪个玩偶更好，自己更像哪个玩偶这样的问题。结果，不管在哪里做这个实验，不管黑人孩子还是白人孩子，都认为白人玩偶更漂亮。而且，黑人孩子也很清楚，自己就像那个黑人玩偶。

玩偶实验清楚的说明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因为种族隔离制度和社会环境，以白人为中心的种族偏见已经内化到黑人心里。事实上，黑人自己也会因为肤色和地缘来把自己分为三六九等，出现了自我隔离的心态。

是的，美国自诩为一个平等自由的国度，任何人都能通过自身的奋斗，获得经济上的成功，跻身中产阶级乃至上流社会，实现所谓的美国梦。但现实是，绝对的自由，平等的机会是不存在的。美国人所推崇的这种自我实现的信念，引以自豪的自由精神，不会因为生在这里而从天而降，而是由所处的环境决定的。普通人其实对自己的命运所能把握的甚少，他们不能决定自己生于谁家，长于哪里，操什么样的语言，吃什么样的食物，乃至，有什么样的玩伴，过什么样的生活，这些都直接间接的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信念，决定了他们的成就。甚至，对于那些从小在隔离和奴役中长大的人们，什么自由什么美国梦，这种思想都根本不会有机会出现在他们的意识里，更不要说去实现了。诚然，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但也是相同的，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反射出周遭社会的现实。

这种环境下，产生出了黑人的独特文化。

美国的黑人一直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文化。这种文化得以存在，流传，并发展，也自然得益于白人的歧视：对于一个需要被自己奴役的民族，有什么能比让这个民族拥有一个和自己迥异的“劣等”文化更能让人相信奴役的正当性呢。扭曲的社会，制造出扭曲的文化，并在社会变迁中，不停寻找自己的位置。

于是，每一次黑人社会的政治思想大地震，也自然会带出相应的文化上的大海啸。而且，很多时候，我们能记住着的，反而都是那些文化艺术上的代表人物和重要的作品。这也是因为，这些文化上的成就，不如政治思想那么直接，那么让白人主流社会感到危险，也就能够被更多的人接受，并得以留传，产生长时间的影响。比如，我们大部分或许都不知道，更不用说了解马科斯·加维的政治主张和历史地位，但可能有不少人都知道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艾灵顿公爵（Duke Ellington）这样的艺人，听过点他们的录音。而这些人和加维一样，其实都是哈莱姆文艺复兴（Harlem Renaissance）时期的代表人物。

在世纪之交到一战期间，大量的黑人在“大迁徒”中北上，来到纽约哈莱姆区。同时，有大量的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区黑人也移到纽约。于是，一时间纽约汇集了从世界各地而来的四方黑人，产生了巨大的思想碰撞，不仅出现了马科斯·加维这样的思想家和政治领袖，也催生了新的黑人艺术形式。而这些艺术家，也受不同思潮的影响，选择了以各自特有的方式建构黑人文化。像克劳德·麦凯（Claude McKay）就写出了精采的十四行诗，以白人的最古典文学形式来证明自己。反过来，深受加维的新黑人思想影响的兰斯敦·休斯（Langston Hughes），就自出机杼的创造了爵士诗体。

在二战和其后的高压时期，虽然黑权运动本身像其它很多社会运动一样被压制，但是，艺术因为其特殊性，成为了黑权的最招摇的旗帜。这就是四零年代出现的咆勃乐（Bebop）和嬉普士（Hipster）文化。

作为咆勃乐的代表人物，查利·帕克（Charlie Parker）和迪吉·葛列茲比（Dizzy Gillespie）都和传统的大乐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艾灵顿公爵为首的大乐队是提升战略的代表。大乐队的形式，是白人喜闻乐见的团队形式，表演者规规矩矩的坐在那里照本宣科，是白人翩翩起舞时的陪衬。而查利·帕克他们则从形式到内容都根本不想要取悦白人主流观众。他们的表演中充满了即兴与对抗，让当时的舞者反应不及。而他们自己在表演时也常会选择一种怪异的祖特装（zoot suit）背对观众演奏，以显示和白人认可的艺人形象不同。这种和主流社会相对的离径叛道当然不是做样子，而是一种生活态度。私下里，他们会主动的服用毒品，去换取异境的神秘感觉（嬉普，hip，本意就是指长期服用大烟，坐得屁股都长茧了）。不出意外的，他们也不会去为白人当炮灰打仗。在二战期间，他们两人和马尔柯姆·X 一样，就是这么一幅嗑了药的怪异装束，去了征兵办公室，最后被贴上神智有问题的标签，送了回来。

到 60 年代，黑权大兴，这种刻意不想和白人文化靠拢的态度，也就成了文化战场上攻城拔寨的利器，成了黑人的自豪（Black Pride）。在这种自豪下，是对黑人自身文化的肯定。而 negro 作为黑人的正式称乎，也开始变得贬意，在正式场合逐渐被中性的 black 取代，并进一步变为非裔美国人（African-American）这样刻意强调民族根源的词。

在这场文化革命下，黑是美的（Black is beautiful）成了黑人文化的口号。黑人文化被认为有自身的无比价值，不需要在白人的价值体系下进行审核，更不需要白人的认同，它比白人的文化更优秀，值得骄傲。于是，黑人开始重拾，保护，和创造自己的文化，成了时尚。他们追求自己的语汇，自己的发型，自己的配饰，自己的着装，自己的音乐，自己的舞蹈，自己的绘画，和白人分道扬镳，并将在不久的将来，以文化战士的形像卷土重来。

“黑权”事件，1968 年墨西哥城奥运会黒权事件

四.

现在回来看开头提到的事，1968 年奥运会上，获得 200 米跑冠军和铜牌的两名美国选手，史密斯和卡洛斯，在颁奖台上低下头，举起了戴着黑色皮手套的手行黑权礼。

事后他们是这么诠释当时的行为的。高举的手当然是指黑权，史密斯戴一黑围巾，像征黑人的自豪，赤脚像征贫穷，等等，这些都是前面提过的黑权流行语。另一个让人耐人寻味的，是三名获奖运动员，都佩戴了争取人权奥林匹克项目（Olympic Project for Human Rights，OPHR）的徽章。这个 OPHR 是头一年成立的民权组织，目标是抵制这届奥运会。OPHR 也有着明确的政治目标：恢复默罕默德·阿里世界拳王的称号，把南非和罗得西亚（今天的津巴布韦）这两个实施种族隔离的国家赶出奥运会，种族主义者布伦戴奇不能再作奥委会主席，聘用更多的黑人助理教练。

这后面几条都好理解，但是，最意味深长的，是默罕默德·阿里。

体育比赛是件有意思的事。它建立在一些人为的，没有特殊意义的规则之上，是一种纯粹的娱乐，进而演化成一场生意。但是，或许正是这种无意义，让它被迅速的政治化，把社会上的无关人等团结在没啥实际意义的比赛者两侧，演化成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也正因为如此，体育运动也成为民权运动的主战场，因为体育场边，是现代社会里仅有的几个地方，让“文明”人可以放下斯文的假面，变成“没文化”的原始人，恣意显示自己的爱与恨（另一个类似的地方，叫作教会）。也因为人们对自己所喜爱的球队和明星的热爱，让他们可以放弃平日里的偏见，难得团结在一起。

所以，当美国黑人拳王乔·路易斯（Joe Lewis）在 1936 年意外败给了德国拳王马克斯·施梅林（Max Schmeling）时，在场观战的兰斯敦·休斯说全国民众放声大哭。而两年后两人重赛前，连罗斯福总统都要专门接见路易斯，为他打气：“乔，我们需要你这样的肌肉来打败德国”。到现场观看的，除了各届名流，还有胡佛这样的大种族主义者。最终，路易斯将施梅林脊柱打折，完胜对手，让全国民众松了口气。

这就是老一代的体育明星兼民权运动家，他们和老一代艺人一样，走提升战略，按照白人的规矩来，忍辱负重，成就自己，也成为白人和黑人共同的偶像。但是，这些人在黑权兴盛的时代，成为了老古董，被讥笑成了汤姆大叔。取而代之的，就是默罕默德·阿里。

在马尔柯姆·X 看来，阿里是最棒的黑人形像，是黑人的骄傲。他认为阿里是真正靠智慧战胜对手的超级拳手，在十八岁就拿到了奥运会拳击金牌。阿里只上过四年的小学，虽然识字都成问题，他在拳术之外，却有着让人绝倒的伶牙俐齿，能出口成章的念出一段自作的韵文诗，因此得到了“路易维尔大话王（Louisville Lip）”的绰号。在每次比赛前，他会念出韵文诗式的垃圾话，预言会在第几回合打倒对手，来挑逗和威慑对手。

1964 年，在战胜了索尼·利斯顿（Sonny Liston）成为世界拳王后，阿里随即宣布改信伊斯兰教，加入好友马尔柯姆·X 所在的伊斯兰国度，并从本名卡修斯·克莱（Cassius Clay）改名为后来的默罕默德·阿里。这公然背判让他一跃成为了黑人偶像。让阿里真正成为黑权的代名词的，则是他拒绝为美国服兵役打越战。对于黑权主义者来说，越战不仅是另一场白人的战争，而且是白人殖民者和像黑人一样被奴役的越南人民的不义之战。不仅如此，因为美国军队内部因着学历来分配位置，在第一线作战的多是黑人和墨西哥裔美国人，结果虽然黑人服兵役的只比 10% 略多，伤亡比例却高达全部士兵的 20%。于是，在 66 年收到入伍通知后，阿里公然拒服兵役，并说道：“我和那些越共可没有过节……越共又没叫我黑鬼”。阿里因此被捕，不久被判有罪。这官司一直打到高院，在 1971 年，才以技术原因，取消了判决。

不仅如此，拳击协会随即取消了他的拳击执照，还剥夺了他的拳王称号。而阿里本人，则成为了反战运动的斗士。他凭借自己出众的口才，成为校园中最受欢迎的演讲者之一。1967 年，他代表学生黑权运动组织，在黑人民权运动的大本营，霍华德大学，面对 4000 名学生，发表了“黑人最棒”演讲，霍华德大学的学生，则回应以大规模的反战示威，在 1968 年初，他们占领学校，举行了五天的入座运动，把学生暴力反战运动推上了一个新的时代。为了支持阿里，大量的黑人运动员，包括比尔·拉塞尔，贾巴尔，纷纷站出来表示不满。OPHR 把恢复阿里的拳王头衔列为自己的主要政治目标，也就不难理解了。到 1977 年，连马丁·路德·金也出面表示不支持越战，虽然这是出于全面反对暴力的理念，但一定程度上，也让他跨出了反种族歧视的民权运动圈子，开始接受黑权的部分理念（1968 年马丁·路德·金遇刺时，他实际是到孟菲斯支持当地黑人工人的罢工运动，可见他的态度已经全面左转）。到现在，阿里已经成为传奇，或许很少有人会想起，他的巅峰岁月中，有好几年实际是在禁赛中度过的。在 1968 年奥运会上，史密斯和卡洛斯让世人瞪目的黑权礼，不仅是对当时的民权运动，也是对另一位运动员，默罕默德·阿里的致敬。

在 1972 年的一次采访中，主持人问阿里，在去逝时，希望世人会如何想起他。阿里答到：

我希望他们会说：

他取了几杯爱。

他取了一汤匙耐心，

一茶匙宽容，

一品脱善意。

他取了一夸脱笑容，

一撮关怀。

然后，他把好意和快乐混在一起。

他加了好多的信仰，

把它搅匀。

然后，他用了一生去把它抛洒，

献给他遇到的每一个配得上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