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是底线 底线就是生命线
编者按：公民社会，在维基百科中的定义是：围绕共同的利益、目的和价值上的非强制性的集体行为。它不属于政府的一部分，也不属于盈利的私营经济的一部分。它是处于“公”与“私”之间的一个领域。
著名媒体人笑蜀，作为一名多年来始终研究、鼓吹公民社会建设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形容公民社会“是一个国家的植被。”是的，在国家的巍峨建筑之外，在单独的个体生活之间，还有一个广阔无边的领域，这就是公民社会。它们由那些为了特定的社会需要，为了公众的利益而行动起来的组织，诸如慈善团体、非政府组织（NGO）、社区组织、专业协会、工会等组成。在这个领域，公民们自己联合起来，通过自治与合作，使得社会更加美好，并通过这种有品质的公民生活，增进了整个社会的公共理性，使社会共识更容易形成。
和以往任何一个时期不同，如今是转型时代，也是微博时代。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对公共事务进行力所能及的最大关注和最大参与，这就意味着中国走向公民社会有了一个可能的崭新路径。从这个意义上，告别传统的启蒙与革命，共同呵护支持正在发育中的公民社会，最终形成坚实的社会底盘，走向真正的公民社会，就是我们今天的历史使命。
作者简介：笑蜀，1962年11月生，1984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资深媒体人。曾任《南方周末》高级评论员、《中国改革》杂志执行主编。主编《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著有《刘文彩真相》、《背上十字架的科学——苏联遗传学劫难纪实》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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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历史我们会发现，改革开放的进程，也是一个启蒙的进程。今天的中国比之三十年前的中国，文明、理性已有很大进步。但如果横向比较，对这种进步就不可高估。可以说，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依旧没有脱魅，没有告别蒙昧。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坚守公民社会信念？或者换句话说，公民社会在中国为什么必不可少？我想举发生在我们周边的两个例子来说明。
一个是药家鑫案件。药案有个风云人物叫张显，名不见经传，但他居然可以利用网络，一度成功地引领了舆论，可见我们的社会之缺乏公共理性到了何种程度，民心易被操纵到了何种程度。另一个例子是9·15事件。无数打砸抢的暴徒似乎一夜之间从地缝里钻出来，昨天还风平浪静，一切都是好好的。现在我们知道，这股打砸抢浪潮背后也有少数人在操纵。
回望历史我们会发现，改革开放的进程，也是一个启蒙的进程。今天的中国比之三十年前的中国，文明、理性已有很大进步。但如果横向比较，对这种进步就不可高估，中国并不是没有了“一夜回到文革”的可能。可以说，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依旧没有脱魅，没有告别蒙昧。
与这状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们身边的华人社会。同样是保钓游行，深圳发生了多起打砸事件，而跟深圳仅有一河之隔的香港，整个保钓游行井然有序。
台湾也如此。台湾“倒扁”运动中的红衫军，主体是中下层群众。在一般人看来，中下层群众往往比较缺乏理性与文明，但就是这样的一个群体组成的红衫军，在整个抗争过程中的表现恰恰极其理性、极其文明。曾经，红衫军内部有过一次争议，有人向红衫军领袖施明德建议，“倒扁”大军与“总统府”仅百步之遥，为何不干脆冲进去把陈水扁赶走呢？但这提议没列入议程，施明德没有接受，红衫军始终表现出高度的克制。
更可贵的是，克制的不只是红衫军，而是对抗的双方。当时陈水扁方已经知道红衫军有冲进“总统府”的提议，但他的对策是下令所有卫兵，如果红衫军冲进总统府，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跑。
不论红衫军，还是陈水扁，都怕冲突、怕流血、怕死人。双方的政见可说南辕北辙，但在这点上有高度共识。我为此请教过台湾学者钱永祥老师，钱老师说，你知道红衫军是怎样的一群人吗？他们是那种即便在浩浩荡荡的游行中，遇到红灯亮了，所有人也会自觉停下来等绿灯的一群人。
这些情况，如果放在中国大陆，是很难想象的。当然，大陆也发生过一些克制、理性的抗争，比如厦门反PX事件、广州番禺反垃圾焚烧事件、大连反PX事件等。但它们有一个共性，就是都属于都市抗争，都是城市中产精英的抗争。当下中国，大多数中产精英的抗争表现得这样克制而理性，而很多抗争卷入了底层民众，一般都伴随着不可控的巨大风险。
差别很明显，同样是华人社会，公共理性的水准、文明的水准，很容易就能判若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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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文明的时代，但是文明距离我们其实很远。什么是文明？在我看来，公民生活就是文明。如果根本没有过上公民生活，那就没有资格说你生活在文明社会里。
回头说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即公民社会与法治建设。我们往往强调法治而不提公民社会，实际上，公民社会建设是法治建设的前提，没有公民社会建设，所谓法治建设无从谈起。
还是以香港为例。香港是有法治的，但香港的法治并不是依托于民主，而主要是依托于公民社会。香港的公民社会完整而发达，哪怕是一个货运司机，也可能属于多个公民组织，而所有公民组织都是完全自由、完全自治的。香港的法治社会，就建立在充分发达的公民自组织基础之上。
台湾也不例外。台湾法治到什么程度？有个小故事很说明问题，有次马英九乘车出门，刚从车窗里探了个头，就被交警发现，马上罚款。可见台湾的法治确实名不虚传。
跟香港一样，台湾也是充分发达的公民社会。只要有充分发达的公民社会，就一定有健全的法治，这是铁律。道理很简单，法治是公共理性，公民社会也是公共理性；法治社会与公民社会，因而必然两位一体，相辅相成。
前面讲到的华人社会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根本上说，是有公共理性的社会形态和没有公共理性的社会形态。也就是说，我们跟他们的根本落差，在于我们的公共理性严重匮乏。
为什么会严重匮乏？公共理性不是天生的，要像港台那样社会的公共理性充分发达，就必须建立在充分发达的公民生活基础之上。
老是有人说，中国国情和国民素质决定了不能搞民主。实际上，素质是个伪概念，带有明显的歧视性，而任何歧视都是侮辱，因而是不能接受的。但如果我们跳出素质范畴，转换为素养、技能、经验，那么民主生活、公民自治、公共理性当然都需要这些元素支撑。而素养、技能和经验统统来自后天的训练，来自于后天的日常生活。
你有什么样的生活，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你就积累了什么样的素养、技能和经验。如果不能过上公民的日常生活，公民训练就会是一片空白，公民生活的素养、技能和经验就都只能是零。
中国大陆所有社会问题中，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我们从没有过上最基本的公民生活。据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文明的时代，但是文明距离我们其实很远。什么是文明？在我看来，公民生活就是文明。如果根本没有过上公民生活，那就没有资格说你生活在文明社会里。
当下中国，在公共理性的培养方面严重欠账。经济在腾飞，但社会的公共生活质量不但没有提升，反而有下降趋势。人们对公共生活的品质越来越不满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几乎每个人都是公共生活品质的持不同意见者，甚至包括很多既得利益者、很多权贵，甚至他们也对公共生活的品质强烈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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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这样的公民组织，给人们提供的本质上都是崭新的生活方式。说到底，公共生活、公民社会，都是新生活，都是新的生活方式。
公共生活的严重匮乏，公共生活的品质之差，是中国社会的最大危机之一。
我去美国，发现美国人的公共生活很丰富。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有充分发育的公民共同体，每个公民可能同时分属于几个不同的小的共同体。美国将近三亿人，NGO组织则多达两百万个，平均一百多人就有一个NGO。这些NGO不只做公益慈善，不只提供公共服务，更重要的作用，是安放人心，它们实际是建立于人心中的小教堂，使得每个人的精神都有所寄托。
我去台湾，发现台湾的小共同体同样发达。跟大陆不一样，台湾有很多全职太太，因为老公一个人工作就能养活全家。她们家务不多，但日常生活并不空虚无聊，空余时间几乎全做义工。医院、车站、博物馆、学校，在台湾的任何一个公共场所，你都会发现义工远远多于本职人员。我住在一位台湾朋友的家里，他母亲已是72岁高龄，依旧天天做义工。有次把腿摔断了，打上夹板才过一个星期，就在家坐不住了，要去做义工的医院上班了。我很不解，问她为何不多静养几天？老人告诉我，在家她是闲人，没有人需要她。必须到医院做义工，和需要她的病人在一起，她的心才能安定。这就是台湾的公共生活，这种公共生活让台湾人过得很充实。台湾还有很多我们闻所未闻的公民组织，例如“时间银行”，它可以让人们把时间攒起来，需要用的时候再提取出来。每个这样的公民组织，给人们提供的本质上都是崭新的生活方式。说到底，公共生活、公民社会，都是新生活，都是新的生活方式。
而在大陆，我们的公共生活还是如此贫瘠。不少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生活，而是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修长城”、搓麻将等自我麻痹的娱乐活动中。从搓麻中寄托自己的精神，寄托自己的人文关怀，成长出爱与善，这些难道是可以想象的吗？这样低品质的公共生活，能够成长出我们最缺乏的公共理性吗？
我们之所以缺乏高品质的公共生活，根本原因是我们没有公民社会。甚至，有时候公民社会往往成了敏感词，被当做陷阱。公民社会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公共理性、意味着爱、意味着善。
公共理性的不健全、不发达，本质上是精神层面的不健康。我们这个社会是精神不健康的社会，这种不健康写在不少人的脸上：焦虑、着急、绝望……我们可以对比台湾，台湾当然也有极端的例子，但普遍来说，台湾人的脸是一张张健康的脸，平和的脸，从容的脸。这其实是两种精神状态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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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推进公民社会建设，人们就不会过上真正的文明生活，就不会过上真正有尊严和自治的生活。不过上有尊严和自治的生活，人就永不会回到精神正常的状态。
中国社会需要转型，我们处在转型时代。
人们通常所说的转型，都是经济转型、政治转型、文化转型，其实我们还有更为重要的转型，即精神转型。中国社会不论怎样转型，首先要完成的就是精神转型。而这转型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唯有一条路就是公民社会建设的路。
不推进公民社会建设，人们就不会过上真正的文明生活，就不会过上真正有尊严和自治的生活。不过上有尊严和自治的生活，人就永不会回到精神正常的状态。如果精神不正常，社会就始终处于高危之中，出什么事情就都不奇怪。
所以，尽管公民社会建设有很多阻力，但决不能妥协。因为这是底线，底线就是生命线。不坚守这底线，中国永远无法告别灾难，民意随时会被一些人玩弄于股掌之中。没有公民社会，就不会有公共理性，没有公共理性，绝大多数人就不会是自己的主人。只要不是自己的主人，不能自己管理自己，就一定会被外力操纵。这种状态下的转型，随时可能转入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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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中国最需要的不是治理模式而是转型模式。中国头号问题是转型，转型完成之后才是治理。
回过头来，我还是想说说台湾。到目前为止，所有转型模式中，我最欣赏的是台湾模式。现在热议的转型模式中，最受青睐的是新加坡模式。但我认为，新加坡模式主要是治理模式，不是转型模式。而当下的中国最需要的不是治理模式而是转型模式。中国头号问题是转型，转型完成之后才是治理。新加坡模式在转型上对我们几乎毫无借鉴意义，它本身就面临着转型难题。
我们未来的转型，要避免突尼斯那样的动荡，别无选择，唯有台湾模式最值得借鉴。当然台湾模式也有特殊性，不可能复制。但它毕竟同属于华人文化圈，它的一些基本原理还是可以通用的。
台湾转型至少有三个要素：蒋家政权内部的分化以及领导人的清醒、多少年的社会运动、国际局势剧变的压力。我认为第二个要素是最重要的，没有第二个要素即社会运动的压力，蒋经国也不会有那么大的转型动力。
但台湾的社会运动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台湾有一个强大的民间社会，有一个高品质的公共生活、公民生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台湾不仅在蒋经国时代实现了经济腾飞，而且是在均富的条件下实现经济腾飞。通过均富，台湾消灭了作为阶级的底层，哪怕是出租车司机，哪怕是清洁工，只要有一份正式的工作，就会有一个体面的生活，就是一个小中产。即均富意味着全民中产化，这奠定了台湾最为宝贵的公共理性，才有了台湾人的从容、平和、理性和文明。
尽管现在台湾人均收入持续14年下降，但依旧没有动乱。这得益于有台湾强大的社会保障；也得益于全民中产化给每个家庭都打下的坚实的经济基础，到现在，台湾还在吃14年前的积蓄。
所以，我们向台湾学习，首先要像台湾那样，努力创造和平转型的社会条件，第一是公民训练、公共生活训练，第二是均富即全民中产化。没有这两个方向的持续努力，就谈不上公共理性，就会极大地制约中国的转型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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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会的空间存在于每个向善、有爱的公民心中，存在于他们组成的每个小共同体中，他们和他们组成的小共同体，今天已经随处可见。
中国当下最大的问题是转型，在转型上必须坚定不移。但必须同时尽最大努力控制转型的风险和成本。原因很简单，中国这样一个江湖社会，距离公民社会还有千里之遥，人心的阴暗、人心的暴戾都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的问题当然首先是制度问题，但绝不仅仅是制度问题，也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也是人心的问题。所以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提出过一个概念，叫社会沦陷。
所谓社会沦陷，其深层的含义其实是说，这个社会已经失去了稳定的底盘。没有稳定的底盘，不论建什么，都不过是流沙上的建筑。我一直有个主张，叫社会底盘论，主张我们不仅要改造制度，更要重建我们的社会底盘。但这个主张受到很多朋友的批评，其中一个重要的批评，就是现有体制之下，公民社会建设没有空间。
我不同意这样的批评。因为它低估了中国社会的弹性，尤其低估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甚至可以说，公民社会的空间存在于每个向善、有爱的公民心中，存在于他们组成的每个小共同体中，他们和他们组成的小共同体，今天已经随处可见。
我们今天能够获得一定程度的独立与自由，是因为拥有过去所没法具备的历史条件。如果把我们比作野生动物，那么社会就是这个国家的植被与森林。一个国家必须有植被、有森林，才会有完整的生态，如果独立、自由作为动物能够存活的前提，一定是拥有植被和森林。一旦没有植被和森林，土地都是开阔地带，权力就会毫无阻挡，别说野生动物了，哪怕是一只兔子都会被轻易干掉。
今天的历史条件完全不一样，或许有时候体制不能容纳一个人，但社会一定会关照他的。所以，我并不认为传统体制足以强大到完全扼杀公民社会，恰恰相反，我认为公民社会在中国不只是理想，而且一定程度上已经是现实，即中国已经有了公民社会的雏形，或者说初级阶段的公民社会。我们现在要思考的是，怎样把它做大、做强，让它真正和平崛起。这是必须的。因为，只有公民社会的和平崛起，才是真正的中国崛起，也才是真正的中国人的崛起。
（根据12月3日笑蜀在西北政法大学的公开演讲《公民社会与法治建设》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