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感怀：应该怎样讲述灾难

大学时在书摊买过一本奇书，名字叫《山坳上的中国》，作者何博传，听说后来被禁了，没有再版过。对当时三观混沌的我来说，那本书的作用不下于鸿蒙初辟，书中对中国环境危机的描写，现在再读无不一一应验，令我对作者的远见卓识一拜再拜。从序言中，我第一次知道了西方有个“罗马俱乐部”，他们的使命说好听点叫盛世危言，说难听点叫唱衰西方，所以他们被称为悲观俱乐部。从《山坳上的中国》里，我还第一次知道“乌鸦文化”，西方人有一种乌鸦文化，而中国有喜鹊文化。用这两种鸟形容东西方文化，既形象又精准。

作家刘震云写过一本小说《温故一九四二》，这其实是一篇调查笔记，是对1942年河南大灾荒的田野调查，冯小刚将其拍成了电影《一九四二》，如今电影上映，灾荒话题成了近期大热点，相关报道和文章密集推出。将大灾荒、中国灾难史和灾难叙述推入公共空间，作家和导演联手做了一件早就该做的好事。

近百年来，中国发生过几次大的饥荒和其他自然灾害，既包括民国时期，也包括共和国时期，从官方和民间对那几次灾难的记忆，可以明显看出，我们对待灾难、历史、记忆时表现出的传统和文化。

1942年，灾荒发生的时候，《大公报》记者就写过长篇报道《豫灾实录》，总编王芸生更撰写社论《看重庆，念中原》：“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够换到几斗粮食。”“今天报载中央社鲁山电，谓‘豫省三十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并谓：‘据省田管处负责人谈，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这‘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这不仅是杰出的新闻报道，也是关于1942年大灾荒历史的忠实记录。但蒋介石暴怒之下，下令《大公报》停刊三日，以为惩戒。当时《时代》周刊等外媒对灾荒做出了长篇报道，为此还和国民政府搞得很僵。

对于1942年大灾荒，我村子里的老人讲过一次，说的是蚂蚱过黄河，遮天蔽日的蚂蚱飞到黄河边，他们的飞行能力不足以渡过黄河，于是他们裹成大团漂浮过河，到对岸后蚂蚱死掉大半，但剩下的继续前进。老人最后的总结是：“你看蚂蚱能不能！”

1942年之后，更大的灾荒是“六零年大饥荒”，无论从规模、地域还是死亡人数，都远远超过了1942年，但这个话题至今仍是雷区，普通民众连死了多少人都不知道，人们为几百万还是三四千万争论不休。那几年，我家乡的村民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但当我问他们那三年大旱还是大涝，他们又觉得那几年的老天爷似乎还可以，但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自然灾害”的解释，你只能佩服强大的宣传机构。

我的老爷爷辈中的一位在三年饥荒中饿死，我爸爸回忆起这件事愤愤不平，他说村里人称我老爷爷是懒死的，因为村里人半夜都去偷生产队的玉米，但我老爷爷不去，饿死了，所以是懒死的。这种民间讲述，其实也是历史的一种讲述方式，只不过已经被变形了。

发生在我记忆范围的是汶川地震，而且参与了对这次大灾难的报道，不许报道死人，不许渲染悲伤情绪，不许公布死难儿童名单，不许反思地震，不许追究责任，不许报道灾区负面.....种种不许之下，留给公众的汶川记忆，就只剩下了那几个被救出的幸运者、喝可口可乐的少年、为孤儿喂奶的女民警、亲切看望灾民的总理，仿佛取了一次伟大胜利。这样的国家悲剧，本该按它本来的样子，该悲伤就悲伤，该哭泣就哭泣，该愤怒就愤怒，而后成为国家记忆，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如今人们却像被一群喜鹊绑架，并在耳边聒噪着“大地震好，大地震好”，时间久了，真正的历史也就被遗忘了。

这就是我们对待灾难的方式，也是对待历史的方式。

《一九四二》引发大规模的回忆和评论，就在于它的稀缺。在中国，讲述死人、灾荒、灾难不受有些人待见，不仅人祸不能说，天灾也不能乱说，这种必须唱赞歌不许说坏话的喜鹊文化，正是中国当代史云山雾罩看不清楚的根本原因。

但愿《1942》的公映，是一个好的开始。现在，有些人正致力于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他们通过顽强的叙述，向公众揭开被遮蔽的历史，告诉我们到底曾经发生过什么。如作家杨显惠，通过夹边沟和定西孤儿院的考察采访，还原了反右的悲惨历史，如杨继绳对大饥荒的调查，还有一批人对中国远征军、国军抗日老兵的抢救与调查。他们坚持做不招人待见的乌鸦，这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因为真的艰难。